目前，总额度3000多亿美元的IMF遵循“谁出资多谁权力大”的原则。美国拥有17%投票权，欧洲国家整体占40%，发展中国家总共约占30%。最关键的是，美国在IMF中拥有“一票否决权”，基本上左右着该机构政策走向。

　　至于特别提款权(SDR)，相比目前全球7.7万亿储备货币的总量(美元占63%、欧元27%)来说，数量很小，想要“一统江湖”成为世界货币，仍属天方夜谭。

　　“理想化，但操作性不强”，这是多数分析人士对SDR的评价。向松祚讲了个故事以说明“货币的本质”。

　　1944年，在决定战后经济格局的布林顿森林会议上，有两套世界货币方案摆在各国代表面前。其一是由美国财政部长助理怀特提出，就是IFM和SDR的前身；其二是经济学家凯恩斯设计的国际清算单位班柯(Bancor)。有人把两个方案拿给罗斯福。

　　当时，这位历经铁血考验的战时总统看了看，然后说：“为什么要这个？不是有美元吗？”

　　 要形成“大中华货币圈”

　　《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对G20会议看得很淡。

　　“这一次，我们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也顺应了各国民意”，但是，宋鸿兵说，国际金融制度与国际政治现实一样，“实力才是最重的砝码”。

　　宋鸿兵对即将到来的全球货币角逐提出了自己的理念：货币的背后其实是战争！19世纪英镑地位确立背后，是大英帝国强大的海军作为后盾，而20世纪中叶以来的美元霸权，也是美国的核武器和遍布各大洋的12艘航空母舰捍卫的结果。

　　“美元的地位既是主权货币的问题又是主权货币的答案。如同霸权所带来的利益一样，它既造成了人们的不满，又是人人追求的理想。”他说：“就人性而言，超越自身的利益，恐怕是22世纪人类也无法企及的境界。人们即便可能超越主权，却无法超越利益。”

　　向松祚强调，中国人构想世界货币，必须首先弄懂“中国的利益何在”。人民币最应关心的现实问题，是强化自己“区域化货币”地位。比如，先将港澳台联系起来，形成“大中华货币圈”，然后逐步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合作，形成以新加坡、香港、上海为纽带的大金融圈儿。一个强大的人民币货币圈，未来会与美元、欧元等形成货币的“战国时代”，世界货币只可能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

　　他说：“当下你要先问问，自己有多大能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表示，在G20会议之前中国主动出击，全球金融改革大合唱中发出先声，这具有积极意义。

　　“以前的声音主要由政府首脑发出，一言九鼎，惜字如金；再就是学者之声，多为一孔之见，即有卓识，也是人微言轻。”他说，周小川既是官员又是行家，提供了庙堂和书院之外的另一种意见。

　　这位战略研究者也特别提醒，全球金融体系是霸权体系，“美国只生产美元，而全世界生产用美元购买的产品”。如今这个游戏有点玩儿不下去了。欧元也想用货币去占全世界便宜，但这次欧洲国家损失也很大，试图夺位的欧元有些投鼠忌器。

　　滥发美元是金融危机的病根，但别指望美国人自己会动刀子解决。乔良说：“病人不可能自己给自己做手术。那需要主刀医生、麻醉师、护士，现在有吗？”

　　很多人怀疑《货币战争》的结论，但所有人都关注它所提出的问题：世界金融秩序的演进绝非是一个风平浪静、自由竞争、民主决策的过程，而是一个斗争、博弈的过程，每一次世界金融规则“升级换代”，都是一场充满周密谋划和残酷角逐的“战役”。

　　“周小川的建议是释放烟雾弹。”人民大学客座教授彭晓光认为，中国人不是不明白IMF的底细，但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必须在审慎应对危局中谋求国家利益。

　　他说：“关键在于，中国已经参与了。”

　　本报北京4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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