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英国首相布朗邀请,国家主席胡锦涛4月1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伦敦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身处国际金融格局大变革的当口,中国的国家利益现在和一个国际谈判会议关系显得如此紧密。
在赴伦敦前夕,胡锦涛主席表示,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稳定国际金融市场;采取符合各自国情的经济刺激举措;努力抑制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推动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改革,等等。
无疑,要解决上述这些急切的任务,需要整个国际社会共同携手,需要一个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求得平衡的全球性方案。这也是G20伦敦峰会的主要使命。但在一个共赢的格局之下,并不意味着具体成员的利益诉求就一定处于模糊状态。从中国利益诉求的角度看,就大可以得到清晰界定,这也符合权利与义务的对应原则。
中国利益诉求,呈现在多个方面。比如抑制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就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在G20伦敦峰会上的又一个努力方向,应该是积极促成IMF决策机制的改革,而改革的方向,即是借鉴联合国等多边机构的机制,作为过渡,可以寻求达到一种中庸状态。
在目前的国际机构运作机制中,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一国一票制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代表的份额发言权制,是两个最主要的类别。在联合国机制中,中国是常任理事国成员,拥有一票否决权。而在IMF、世界银行等金融类国际机构中,由于份额较低,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与自身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地位明显不符。而且从短期内来看,中国无望获得份额和投票权的大幅提高。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驻IMF执行董事葛华勇近期指出的方向,值得重视,或可上升为中国对IMF改革的更高层面诉求。他指出了两个方向:其一,IMF的重要决策要由目前的多数投票权原则,改革为“双多数”原则,即投票权的多数和成员国的多数,共同通过;其二,要提高决策的否决门槛,即应规定重要决策由70%~75%的投票权通过,从而防止个别国家阻挠基金组织的决策。如果IMF的决策机制能够实现改革,投票权份额多寡的价值将变得没有当下那么重要。
这个建议的核心,是改变美国目前所具有的IMF决策一票否决权。实际上,这个方向拥有很强的国际支持力量。3月25日,由IMF指定的“国际金融界名人委员会”发布报告,报告建议,将通过重大决议的多数票比率由85%降为70%至75%,以确保通过的决定得到大多数成员的拥护。这相当于废除了美国的一票否决权。目前美国拥有16.77%的表决权。
如果能够将中国在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利益诉求方向,从增加投票权份额,转向一方面努力增加份额、一方面努力促成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本身的决策机制改革,中国和其他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将能够更快地享有本应享有的权利。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近期提出,短期以特别提款权(SDR)取代美元成为储备货币,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但对于中国来说,人民币并不在SDR的货币篮子中(目前由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构成),周小川提议,要扩大SDR的货币篮子,纳入主要经济体货币。而扩大SDR货币篮子本身,即需要IMF投票通过,美国还是拥有对该建议的否决权。
可以说,只有彻底改革IMF等多边金融机构的决策机制,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才能够在短期和长期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
日前,一些海外媒体提前泄露了各自版本的伦敦峰会会议公报草案,从这些草案来看,IMF将得到各国的注资,甚至还将会拥有更多的评估、监督权力,但IMF的投票权和决策机制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推进。身处G20俱乐部中的、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好好利用这两天的谈判机会,来积极争取更具有实质性的改革进展。
当然,我们也不能对IMF改革抱太高的期望,更不能投入全部注意力。与此同时,中国也必须对金融秩序演变的其他更务实的可能进行深入研究,并制定相当对策和预案,如多元货币储备体系,甚至是“金本位”的回归。
实际上,除了积极争取IMF等多边金融机构决策机制的改革以外,在G20会议上中国还有很多关乎自身的利益诉求。比如呼吁美国有序可控的货币发行机制,以避免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能导致的通胀和美元贬值,给中国巨额美元外汇储备购买力带来的削弱压力;防止各国的竞争性货币贬值,以给人民币国际化一个更好的全球环境;加强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管,以缓和中国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国际收支资本和金融项目领域的资本外流压力,等等。
在2008年11月15日华盛顿G20会议、4月2日伦敦G20会议之后,2009年年底将举行的下一轮G20领导人峰会或许会在亚洲举行。因此,中国可能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即是否要在伦敦会议上,提出做下一次会议的东道主,并和这一次的伦敦一样,参与主导下一轮的全球金融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