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塔·森（Partha Sen）(翻译：马俊)

　　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尚未经历过如当前一般严重的萧条。在当年大萧条时代，尽管人人都意识到出了问题，但在如何解决问题方面却莫衷一是，结果耽搁了结束萧条的时间。在1933年，欧洲希望重返金本位，而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却拒不出席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甚至出言不逊，令当时的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颇感难堪。

　　如今也有种种迹象表明，各大国之间并非没有意见分歧。美国和英国青睐扩张性财政政策，颇不愿收紧金融规管（而且美国肯定不乐意对银行实施国有化）。其他欧洲国家则不欢迎扩张性财政政策——它们宁可收紧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规管。中国一方面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另一方面也要求引入一种新的世界货币（尽管这只是一种改革世界金融架构的思路，不太可能立即付诸实施）。总而言之，尽管与会各方的表态刻意掩饰观点的分歧，看来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仍将以失败告终。如果是这样，肯定会导致世界经济衰退进一步深化，延长我们大家受苦的时间。

　　就像全球变暖一样，当前危机的根源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计后果的行为，如今它们却反过来责怪别人，比如有人就说如果不是中国维持这么高的经常项目盈余，美国的利率就不会被压得那么低，次贷危机也就根本不会发生了。这种观点根本无视美国在规管上的松懈乃至政府当局经常与金融机构沆瀣一气的关系。

　　那么印度的立场在哪里？我们记得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起，印度已在很大程度上放开了它的贸易和资本项目。在这一过程中，它还采取了其他步骤以维护本国的产业竞争力，比如大规模调整税收结构、促进股票市场现代化、允许私人（包括外资）开设银行等等。服务业占印度GDP的比重如今已高达50%左右，而工业和农业则差不多各占四分之一。但是印度劳动力的60%仍在农业部门就业。

　　和中国不同，在此期间印度并没有维持经常项目盈余，也没能扩大蓝领工人的队伍。融入世界经济对印度就业形势的影响是扩大了软件和外包行业的就业（由此也造成了服务业在GDP中的高比重）。印度未能扩大工业部门就业的一个可能原因是，过度地允许（金融）资本流入，导致（实际）汇率升值。过去20年来，印度在贸易项下一直是赤字，之所以能把经常账户赤字维持在合理水平，是因为来自海外侨民的汇款和其他不见于统计的项目对贸易赤字有所抵消。

　　正在持续的全球危机对印度的打击固然很大，但并不像其他一些出口驱动型经济体那么严重。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都经历了出口下滑，印度也不例外。但与此同时，进口石油价格下降也改善了它的贸易条件。印度的银行大多躲过了次贷危机的传染风险。不过它的外贸部门仍有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如果世界金融流动性继续枯竭一段时间，即便是目前的温和经常项目赤字也会面临融资难题。何况油价下跌的同时，在波斯湾和沙特阿拉伯等地工作的印度工人，也会减少他们的汇款。

　　这些因素限制了印度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面。单方面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就是说没有其他国家协同出台刺激计划的话，会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使现有的经常项目赤字恶化。印度的公债和政府赤字规模也令人担忧，如果再算上政府的或有负债，问题就更严重了。因此印度出台的一些财政刺激计划相当节制，而且常常是以削减间接税的形式来实施的。印度的危机政策，重点是印度央行激进下调利率。可惜这没能带动商业银行的信贷发放（credit offtake），这主要是由于银行没有把减息的利好传递给客户。在产品与服务需求减弱的时期，通常很难让银行多放贷，因为它们不想惹上不良资产的麻烦。流动性问题和偿付能力问题搅在一起，于是稳妥的办法是谨慎放贷。如果危机持续下去，难保印度政府不会考虑预算赤字货币化这一招儿——尤其是在目前通胀及通胀预期都很低的情况下。

　　基于上述分析，我可以来推测一下印度在G20峰会上可能采取的立场。不用说也知道，世界经济尽快复苏，最符合印度的利益。虽然印度的经常项目还能勉强维持平衡，但它的出口已经萎缩了，海外汇款也面临枯竭，资本流入则已经断绝。但是印度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扩张需求，因为长期的挥霍已把财政搞得筋疲力尽。货币政策这根弦则已是放松到极点，基本失去作用了。因此对印度来说，最有利的情况就是G20各国领导人排除万难，一致采取支持财政扩张的立场，而这些财政政策又能尽快见效，从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这一结果没有多少把握，因为除了英国以外的欧盟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德国，根本不想要扩张性财政政策。就算美国、英国联手中国、日本，采取支持财政扩张的立场，可能都还不够。因为美国和英国的银行体系已经是一团糟，而财政扩张则意味着继续借钱（例如发行国债），等于雪上加霜。世界各国已经没有胃口再吸纳更多的美国国债了。如果对美国国债的信心彻底崩溃，我们真的要考虑是不是该找一种新的国际结算单位，来取代美元了。

　　从印度和其他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角度来看，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美国把宝全部押在购买“有毒资产”以激活银行业这一招儿上。就算那套方案能够行得通，也肯定是旷日持久，几乎不可能迅速见效，要是光靠它，世界将会陷入一场漫长的萧条和社会动荡。如果我不幸言中，今年的伦敦峰会将会难逃1933年伦敦峰会的命运——人人都知道危机是大家的事，但都只顾着自己的小算盘或拘泥于某种意识形态。悲剧最终沦为一场闹剧。

　　（帕塔·森，印度德里经济学院[Delhi School of Economics]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印度现任总理曼莫汉·辛格都曾任教于该学院。本文是作者为《第一财经日报》撰写的评论。翻译：马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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