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密

　　投资者报(记者林密)金融危机的星星之火从美国蔓延到了全球，面对各国越来越烈的火焰，消防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仅姗姗来迟，还有些无所适从。

　　也许是因为后院起火，让它此时爱莫能助。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下半年，IMF可用的金融资源约有2500亿美元，包括2000亿美元现金，以及两个常设借款协议能吸引到的约500亿美元资金。但随着危机的恶化，IMF连续为冰岛、乌克兰、匈牙利等国家借出资金。目前，其可用的金融资源面临枯竭，因此，为IMF增资也将是即将召开的G20会议的重要议题。

　　3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见中外记者时提出了中国就IMF增资问题的4点原则：改革结构，权利与义务相平衡；各成员国依照份额共同承担责任；扩大其他国际金融机构采取多种融资方式进行融资；从本国实际出发，本着自愿的原则。

　　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局局长胡晓炼表示，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债券，中国会积极考虑购买。与此同时，中国财政部长谢旭人也表达了支持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实现增资的看法。

　　随着危机的深入，人们要求改革以美元本位制为核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全球金融监管中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渐高。

　　“一股独大”不合时宜

　　IMF诞生于1945年12月27日，总部设在华盛顿。1947年11月15日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是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在经营上有其独立性。其宗旨是通过一个常设机构来促进国际货币合作，对发生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在必要时提供紧急资金融通。

　　现在IMF有185个成员国，其“投票权规则”，近似于一个国际股份公司。设计系根据各国的GDP、贸易开放程度、外汇储备计算而来。谁比重大，即可向IMF认缴更多的股份来获取投票权，每个成员国拥有250张基本票数，此外，每10万特别提款权(SDR)为一票。每个成员国每年可以从IMF获得相当于配额数的贷款，累积可以贷到配额数300%的贷款。到2009年3月，IMF总配额数目为2174亿SDR，约合3282亿美元。

　　G7共占投票权的44.47%，其中美国占总投票权的16.77%，而G7之外的中国只有3.66%。

　　而在《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规则中，非重要事务票数过半即可通过，重要事务必须经总投票权70%的多数才能通过，重大事项必须有85%以上的投票权方能决策实施。需要85%多数方能决策通过的重要事项包括汇率安排、会员国融资、特别提款权分配与管理等。

　　这意味着美国对IMF的重大事项拥有“一票否决权”，而西方7国携手即可在IMF的所有重要事务上实现自己的愿望。最需要帮助的发展中国家声音微弱得近乎可以忽略，利益诉求得不到保证。

　　现在增资的目光投向了拥有近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本着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原则，增加中国的话语权是应该和必要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就曾直言道：“大家都希望中国拿出钱来，但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享有的投票权只跟比利时与荷兰的一样多，必须增加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和发言权。”

　　但是仅仅增加一点投票权还只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更关键的改革是取消美国的否决权地位。

　　是灭火还是助火

　　对IMF作用的评价，一直毁誉参半，重要的是由于它附加在援助之上的条件。

　　对于受援国，IMF的救助资金总是伴随着痛苦的政府预算削减，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或保持高利率以吸引外资等要求。在危机救助方面，它常被描述成带来经济紧缩的恶魔。在处理2001年爆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中，IMF更是受到诸多非难。

　　前世界银行副行长、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尖锐地批评IMF道：“阿根廷是最听话的IMF的小学生，结果恰恰是市场失灵，损失最惨的一个。”联合国拉美经济贸易委员会也指出正是由于其错误预期助长了国际资本的无序涌入，而预期失败后的资本外逃成为阿根廷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

　　另一个让人们不满的原因则是IMF在危机来临时反应迟缓。1997年7月初，泰国在爆发金融危机后马上向IMF提出援助请求。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IMF只派了两个专家小组前去协助泰国中央银行处理汇率浮动等技术性问题，而并未采取什么实质性行动。直到8月中旬，当泰国的金融危机已经传染到其他东亚国家后，IMF才紧急在日本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援助泰国，并提出资金援助的多方面条件。

　　为改进自身应对危机的能力，2001年IMF成立了独立评估办公室，来客观评价它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该办公室于2003年发表的报告指出：“IMF过度依赖传统的宏观经济变量，因而忽视资本账户自由化的不平稳发展和银行体系的脆弱程度……直到最后一刻，IMF仍然过于乐观。”

　　由于IMF的低效率，才为更多的国家所诟病，要求其改革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救赎者需自救

　　金融风暴带给世界经济冲击的同时，也为IMF的改革提供了契机。

　　但各国对具体改革方式有不同立场，曾担任中国驻IMF执行董事的中国人民银行参事魏本华说，现有体系的既得利益者美国希望维持现状，顶多修修补补；欧洲将本次危机视为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最有利时机，力促改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希望通过改革增加发言权。

　　3月14日，在G20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后发表的联合公报提出了IMF改革的具体目标：2011年1月前，完成成员国认缴份额的重新审核，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最穷经济体，应具有更大发言权和代表权。并且，同意向IMF增资，以扩大其在危机应对中的作用，具体增资数额将由G20伦敦金融峰会决定。

　　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希望的是改变IMF由少数国家执掌、全球外汇资产过度集中于单一货币的局面。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文章指出，长期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其扩大发行有利于IMF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如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

　　刚结束不久的亚洲13国财长会议也原则性同意将正在筹建的区域外汇储备基金规模由原定的800亿美元，扩充至1200亿美元，以供各国在抵制金融危机中使用来保护各国货币。

　　短期来说，在当前危机下，区域外汇储备基金的建立有助于保证其成员国经济和货币的稳定性。从长期来看，这是IMF作为最终贷款人的角色被部分替代，整个亚洲摆脱对美欧市场依赖、走向自主增长经济模式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步。

　　然而，希望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很快发生根本性变革是不现实的。改革之路其修远兮，IMF还应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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