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9岁推出处女作《打开天窗》，14岁在《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开设个人专栏，20岁不到出版作品11部，实为“90后”的标本与异数。　　“标本”者，用蒋方舟的话说，就是“我们是用精神细粮喂大的一代”，像大部分90后那样，父母给他们的，都是从自己的人生中萃取的“最精确的模式”。

　　苏娅

　　

　　本报摄影记者/王晓东

　　生于1989年10月的蒋方舟，在文学圈被归为“90后”一代。7岁时，蒋方舟按妈妈尚爱兰的“设计”开始写作，她的妈妈是个曾经为写专栏而辞职的文学青年。蒋方舟9岁推出处女作《打开天窗》，14岁在《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开设个人专栏，20岁不到出版作品11部，实为“90后”的标本与异数。

　　“标本”者，用蒋方舟的话说，就是“我们是用精神细粮喂大的一代”，像大部分90后那样，父母给他们的，都是从自己的人生中萃取的“最精确的模式”，他们很小就被教会“莫谈国事”之类的生活信条，有一种天生的精明。

　　“异数”者，指如此精确、在同龄人看来理所当然的模式，却不能让蒋方舟感到快乐。在她看来，“真正的成熟是在摧毁和建立中长成的”，而他们这一代人的人生是为了免于“摧毁”。

　　“我妈妈把我当作自己的放在玻璃屋子里的实验品，事实上，我这个实验品令她心碎的程度绝不亚于我自己对自己的心碎程度，因为我不快乐”，“放眼望去，这个世界没有我熟悉的那些东西，冷漠、乏味、竞争、非常的‘动物凶猛’，而我熟悉的生活应当是从容、优雅，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的。”在自己就读的清华校园里，蒋方舟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聊，走了一段路，方才发现自己一直在自行车的左边推车，“我说怎么有点不对劲呢”，她吐吐舌头，调回到正确的位置上。无论她的语气如何深沉，依然是稚气十足的孩童劲。她说，自己的“萌点”太多，“萌”指嫩的懵懂的幼芽状态，“萌”、“控”、“萝莉”是“90后”们类似于暗号的典型语汇。

　　“物质丰厚，而情绪饥荒的一代”

　　上大学之前，蒋方舟与周围同学并没有实际的接触，因此不觉得有“代际”这个概念，“我那时候以为全中国都是我这样的老头呢！”蒋方舟笑着说。

　　也不说“写作文”，也不说“写作”，妈妈尚爱兰对蒋方舟人生的设计直接就是“写书”。7岁开始写书，蒋方舟的单位产量非常低，对文字喜欢用“磨”的方式，因此在别人看来，蒋方舟大得惊人的“产量”，是建立在父母把饭端到电脑前的苦战。13年来，蒋方舟说自己只在备战高考的3个月里，没有写作，那是她中断写作最长的时间。

　　与打着PSP、玩着QQ帝国长大的一代不同，蒋方舟的童年游戏大多数是跟妈妈玩背诵张爱玲的语录和随意命题、即兴赋诗的游戏。少年时成为“萨特控”，后来发现加缪更为个人化，于是“加缪控”，目前是“麦家控”，因为“作为一个老人，麦家到现在还在很要脸地写作，这对一个安心写作的人来说是一种很理想的状态，很安静很纯粹”。

　　蒋方舟分析所有天才的少年，其实都有一颗媚俗的心，而自己从小写作的动机就是为了讨人欢心、引人注目，写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父母看了大惊失色。这种“虚荣心”和“恶作剧心理”一直都有。但她也常常苦恼于少年成名，让自己丧失了世俗的快乐，“好在，当我打量一下别人的快乐时，发现我的快乐比他们的更值得快乐，就踏实了”，在蒋方舟看来，自己的一代是物质丰厚而情绪饥荒的一代，“形容词和定语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锐减了”。

　　“我羡慕韩寒的位置，可惜他没文化”

　　因为是用“精神细粮喂大的一代”，蒋方舟认为他们这一代人少年老成的精明背后，免不了是脆弱与极端的心理特质。“他们对于什么是对自己有用的，什么是危险的，仿佛具有一种无师自通的判断力，他们总在老练地选择那些对现实有用的事物。”

　　以阅读为例，“阅读是他们不需要的。这是一个陈述句，不是疑问或感叹句。”蒋方舟说，因为“好的书不能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什么好处，却徒然地让他们迷茫，他们自动选择保护自己。不再需要看书了”。

　　“没头脑”、“固执”、“基本没有雅趣”是蒋方舟对于90后一代的评价，而上述种种特质又都建立在他们的“固执”之上，“对于自己信奉的，是原原本本、无条件地信奉，而对于自己不屑一顾的，是无论如何也没法打动他们。”蒋方舟说自己是没有童年的一代人中的一员，或者说“我的童年稀释在我人生的各个阶段了”。

　　对于一代人“童年”之死的审视，是蒋方舟正在写作的主题。这是一本类似于“人类学的半学术半虚构和30％自传”的书，用一种新的文体写。预计今年6月推出，然后，在整个大学阶段蒋方舟将不再写书，而是好好谈个恋爱。

　　采访中，蒋方舟常常流露出仿佛一个参透世事的老人的语气，她写自己的童年，分析的则是整个童年时期出现的恐惧、焦虑、谄媚、“伪萝莉”诸如此类的心理，分析那些曾经在生命中出现过的长辈们。她分析，她的妈妈因为活在爸爸的宠爱和保护之下，于是希望女儿过不一样的人生，“妈妈特别希望我一直向前冲，保持着凛冽的姿态，直到现在她仍不愿意看到我妥协”，“我是个很明白的人，而明白人的斥力特别强，我的生活里没有惊喜，一切都特别理性。”

　　谈论自己同时代人的写作，蒋方舟用“精神按摩师”来形容，在她看来，大部分新一代写手的写作，除了在内容上找到一个取悦大众的点之后，反复“按摩”，“毫无进取心”之外，更为可悲的是，他们无师自通的自我推销能力，“在新闻发布会上那种‘抢话筒’的能力，对于‘地位’、‘金钱’的恋慕，让人不忍卒读。”

　　蒋方舟把写作分为“要脸的写作”和“不要脸的写作”，自己的人生理想是，在养活自己的前提下，多写几年“要脸的写作”。她相信，“写作如果不居高临下，就是没有职业道德。说到底，写作不是服务性行业，而严肃的写作者应该试图让语言经由心灵，指明可能的方向。”蒋方舟坦言，自己非常羡慕韩寒的位置，“因为他在更新着我们的话语系统，我老想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坐到他的位置上”，“但我也有点小小的叹息，他到底是个没有文化的人——虽然用文化来衡量一个人太暴力，太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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