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报道，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索罗斯(George Soros)认为，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G20)峰会是一次决定成败的会议。除非会议提出支持欠发达国家（它们比发达国家更脆弱）的切实举措，否则市场将遭遇新一轮下跌。

　　本轮危机不同于二战后的所有其它危机。在去年9月雷曼兄弟垮掉后，整个体系分崩离析，完全靠人力维系着生存。在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中，欧洲和美国实际上都做出了担保，不会再让任何一家重要金融机构倒下。

　　这一必要举措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从东欧到拉美、非洲和东南亚，许多国家都无法提供类似的担保。结果，资本从外围国家逃到中心国家。资本逃离受到中心国家金融当局的怂恿，它们鼓励银行将资金汇回本国。外围国家货币贬值，利率上升，信用违约互换价格猛涨。人们在书写历史时将会记录如下——保护主义首先盛行于金融环节，而非贸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面临一项新任务：保护外围国家不受发达世界引起的风暴的侵袭。国际性机构已习惯于与各国政府打交道；如今它们必须应对私人部门的崩溃。如果它们失败了，外围经济体将遭受比中心国家更严重的伤害，因为与发达世界相比，它们更贫穷，更依赖于大宗商品。另外，它们有1.44万亿美元的银行贷款将于今年到期。如果没有国际援助，这些贷款就无法展期。

　　英国首相布朗认识到了上述问题，并指定G20会议解决该问题。然而，严重的意见分歧已经出现，尤其是在美国和德国之间。美国认识到，只有全力动用国家信贷才能扭转私人部门的信贷崩溃。而德国——带着上世纪20年代恶性通胀记忆的创伤——却不愿背负过多债务，唯恐埋下未来通胀的种子。双方立场都很坚定。二者的争议可能会破坏本次会议。

　　不过，应该有可能找到共同点。不必设定刺激力度达到国内生产总值2%的统一目标，就外围国家需要通过援助来保护其金融体系达成共识就足够了。这符合共同利益。如果任由外围经济体崩溃，发达国家也会受损。

　　从目前情况看，G20会议将取得一些切实成果：IMF的资金来源可能扩大一倍，主要是通过运用“新借款安排”机制，该机制无需解决重新分配投票权的难题就可启用。

　　这将足够让IMF有能力帮助处于危险中的个别国家，但它不能为欠发达国家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以特别提款权(SDR)的形式很容易就能形成。特别提款权很复杂，但归结起来就是国际性的货币创造。能够自己创造货币的国家不需要它们，但外围国家需要。因此，富裕国家应将它们的特别提款权配额借给需要的国家。

　　受援国将按极低的利率向IMF支付利息，相当于所有可兑换货币国债收益率的综合平均水平。它们可以自由使用自己的配额，但借入的配额将受到监督，以确保有效使用。

　　除一次性增加IMF的财源以外，只要衰退持续下去，就应该每年发行一次数额较大（如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现在要利用4月2日的G20会议就这一点达成共识已经太晚，但如果是由美国总统奥巴马提议，并得到各方的认可，这将足以给市场注入信心，使这次会议取得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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