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建锋“四川的经济战略，绝不是四川本省的事情。地理位置决定，四川、重庆的生态建设和环境质量直接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而汶川大地震后，川西的污染产业可能复制重建，而且还很可能承接东部‘三高’转移产业，这很危险。”

　　3月9日下午，在与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通电话时，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委员会主席、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灾后重建研究基金资助项目负责人张衔表达了其忧虑。

　　基于这样的考虑，他书写了万言报告书《汶川地震后四川部分产业的环境污染问题研究》寄往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要求提高重建标准，调整重污染产业布局，在重建中通过产权重组、收购报废、奖励退出和强令退出等措施，只保留最低数量的规模企业、有选择性地承接东部地区的转移产业。在强化政府监管的同时，建立环境补偿制度，改变政绩考核制度。

　　张衔提出，应该在四川大力发展有机农业、绿色农业，摆脱农业增产严重依赖化肥的阶段：“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大力推广在我国有悠久历史且已经成熟的精细农业技术，大力学习和推广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精准农业。”

　　“经济战略应该调整，产业发展的思路应该改变，”他在此前数次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都特别强调，“我们应该要幸福生活，而不是GDP数字；是绝大多数人的健康快乐，而不是少数人的杀鸡取卵”。

　　四川应以太湖为鉴

　　“经济发展，有一个经济不经济的问题。太湖周边那么多年的GDP，够不够治理太湖都成了问题。更可怕的是，除了得到超级利润的极少数人可以毫不在意太湖，对于大多数人，这是多么深重的灾难？他们没有得到什么，却要为别人的超级经济自由付出身心健康甚至子子孙孙的代价！”

　　1月下旬，张衔在成都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又一次提出要以环太湖经济区为深刻教训。此前在2008年5月，他也曾对本报记者这样表示。

　　张衔说，学者的良心驱使自己不能对某些官员简单表示赞同，四川的经济发展思路太着眼于短期利益。

　　他说，学界与政界的发展观一直有很大争议：学界期盼立足于生态特色，大力发展以农产品深加工和旅游为主的绿色产业，再就是通过大量旧有军工企业的民用化发展，带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政界却恰恰从GDP的快速提升着手，资源消耗、化工等重污染产业在四川发展迅猛，动辄便提工业强省和产业梯度转移。

　　震后初期，张衔与川西的许多经济学者都认为，重建是产业调整的良机，然而在2008年7月，他率“灾后经济重建与产业结构调整”课题组在灾区一些地方考察后发现，他们的想法基本被现实打破。

　　“惯性势力基本上左右了灾后的产业重建，”2008年7月，张衔对本报记者说。

　　2009年1月21日下午，张衔向本报记者透露了自己起草的一份报告内容：“我们曾将它交到政府，但是现实与我们的目标相距太远。短期经济利益所改变的一些人的思维方式，要扭转谈何容易。”

　　“从实际情况看，灾区似乎更愿意采取原地迅速恢复产能的重建策略。据统计，到2008年9月，某极重灾区化工产业的工业增加值已达2.4亿元，是该产业灾前4月份工业增加值的52.23%。显然，重污染产业的这种两难选择如果得不到合理解决，必然会对灾区的长期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并且，这一问题也会随着灾后重建的展开而显得日益紧迫。”张衔说。

　　值得忧虑的是，四川的地理位置远比太湖重要得多，它96%的幅员面积属于长江水系，并与黄河源头接壤，是长江、黄河重要的水源发源地和涵养区，属于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其生态建设和环境质量直接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然而，据四川环保部门统计，全省1000多条河流中，80%以上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

　　从“八五”到“十一五”期间，四川省陆续将冶金、水电、化工等确定为支柱产业，而这些产业有相当部分是集中在生态、地质环境非常脆弱的山区、高原或河谷地区，存在生态安全隐患，有些产业已造成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产业梯度转移争议

　　地震前，四川已经开始承接东部转移产业，四川当地媒体，也在宣传通过承接东部转移产业重振四川经济，促进四川产业结构升级。

　　在1月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张衔评价说：“这似乎是一厢情愿。从实际情况看，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的“三高”企业是东部沿海地区转移意愿最强烈的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很少。”

　　但是，灾后四川在承接东部转移产业的过程中，如果不提高环保标准和准入门槛，势必加大四川的环境风险。

　　在张衔提出梯度转移应慎重之时，四川全省却已形成一致的舆论环境，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灾区采访时，仅仅在北川县方才听到了一个与当地舆论主流有所差别的非正式说法，北川县长经大忠在出席一个论坛时，就北川的产业发展提出：“力求反产业梯度推移，培养后发优势”，即便仅有一句话，也还只能被看做是他的个人说法，2月4日上午在板房办公室内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经大忠一再强调，这只是他的个人想法，尚未形成北川县的正式文件。

　　科学重建新四川

　　地震前，川西工业“三废”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已饱和。张衔在报告里列举：一些主要河流已无环境容量。一些城市空气质量严重超标。采矿使得部分矿产地区的地质结构遭到破坏。水电业快速发展，造成了地方政府以低电价诱导高耗能产业发展的局面，高能耗也带来了高污染。

　　“更严峻的是，”张衔说，“地震后，污染产业可能复制重建，可能盲目承接东部‘三高’转移产业，而在可预期的将来，重污染产业不具备发展循环经济的条件。”

　　汶川地震后，有学者和政府官员提出利用循环经济提升灾区的产业结构，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但是，“发展循环经济是有条件的”，1月21日下午，张衔在成都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说，拥有成熟的技术、足够的市场需求，并且，运用循环经济生产的替代品和新产品存在明显的成本优势。“这三个条件，可以归结为循环经济产品的成本优势。”

　　如果这三个条件都能满足，循环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引导下自发实现。相反，如果这三个条件不能完全满足，即使政府推行和鼓励循环经济，制订发展循环经济的产业政策，也会由于缺乏市场基础而得不到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的响应。

　　如果不对产业结构进行重要调整，四川自身都要陷入环境危机，更遑论其对下游各省市的影响。

　　张衔在报告中提出，提高重建标准，调整重污染产业布局，在重建中通过产权重组、收购报废、奖励退出和强令退出等措施，只保留最低数量的规模企业、有选择性地承接东部地区的转移产业。强化政府监管的同时，建立环境补偿制度，改变政绩考核制度。

　　最重要的是，重新审视经济发展战略，确立以高科技和绿色产业为支柱的产业发展战略，改变过去重化工的发展思路，尤其不应该在大半个中国的水源上游地区发展大型化工等重污染产业。

　　这份报告作用几何？张衔表示自己只是尽一个学者的良心，结果怎样无法预知。“向全国人大寄报告，实在是出于无奈。”张衔3月9日下午在电话里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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