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丹 朱朦

　　身为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的戏剧标签几乎就是“严肃”、“经典”与“灵魂拷问”。他所执导的《死亡与少女》、《萨勒姆的女巫》、《哥本哈根》、《普拉东诺夫》、《失明的城市》，无一不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人性的挖掘为戏剧核心。

　　《第一财经日报》：你1998年到美国访问戏剧大师理查·谢克纳时，他曾认为美国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验戏剧，因为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美国人生活在富足安定的状态下，人们没有多少灵魂上的危机，也就没有多少从文化与心灵上进行反思的动力。你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否也有这样的状态？

　　王晓鹰：我觉得谢克纳对美国戏剧界是非常苛求的。美国戏剧因为它文化的多样化，还有政府对于非商业艺术、实验前卫艺术的特别支持，所以美国的实验性戏剧还是很多的，至少在我们看来是这样。谢克纳之所以批判，是因为当时他们的实验戏剧所体现出来的实验精神不如他们在艺术发展阶段时那么强烈。

　　相对而言，中国艺术界现在真正是缺失一种实验性。我觉得所谓实验、主流和商业戏剧，其实是一种相互推动的递进关系——主流戏剧是相对稳定的，它的发展是靠实验戏剧在前面作先锋。实验戏剧在表达不同理解和寻找不同的表达方式上，可以做一些不被人熟知，甚至是在一开始被多数人所不能接受的实验，它可以在理解层面上开掘不同的人性。如果我们的实验有一定价值，被更多的人接受，它就会逐渐融入主流，促进主流艺术发展，而后，又有新的实验戏剧出现。当主流艺术慢慢被更多的受众接受以后，它就开始具备商业潜力，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发展商业艺术、商业戏剧——我觉得，在戏剧艺术中，应该是这样一种分层关系。但我们现在缺少这样一种文化氛围。

　　另外，戏剧的发展跟观众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没有读者照样可以有小说，但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观众鉴赏力的提高是跟他的观剧经验成正比的，他需要看各种各样的戏，才有鉴赏眼光的开拓和鉴赏力的提高，反过来会影响中国戏剧的发展。如果我们更多是在迎合大众口味，只做一些娱乐戏剧，那对于戏剧的繁荣、对于观众鉴赏眼光的开拓和提高，都有负面影响，也会影响戏剧艺术的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很多年前，孟京辉就是以实验的精神著称，你觉得他够实验吗？

　　王晓鹰：当然了，他20年前开始投入戏剧的时候，完全是一种实验的状态。当然，当你实验做到一定程度，被更多观众接受的时候，就慢慢成为主流戏剧，甚至体现出商业价值，这是一种正常的递进。问题是，因为孟京辉后期的商业成功，导致很多年轻人去学习他后期的那种商业运作，而不去了解他投身戏剧之初，那种真正的、纯粹的实验精神在哪儿。我觉得区别是在这里。

　　《第一财经日报》：今年是话剧百年后的第一个年头，你觉得话剧目前处于什么阶段？

　　王晓鹰：现在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红火，但这红火中，不同形态的戏剧分层还不够丰富，比如说在国外，实验戏剧、主流戏剧、商业戏剧之间分得非常清楚，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生存方式，政府资源可以有不同的分配，我用一个词叫“戏剧生态平衡”，他们的生态平衡做得很好，观众可以有很多方向的选择，而且可以扩展自己的欣赏口味。

　　《第一财经日报》：你曾说，话剧的魅力在于它直指人心，直击灵魂。

　　王晓鹰：对，戏剧的信息传达方式很特殊，它的形态非常接近人的自然生活形态，它的语言、形体、声音和生活状态，是所有艺术门类中与人最接近的。电影始终是隔着银幕的，但戏剧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你面前，以你平时想不到的方式跟你贴近，它能包含并传达当代思想、当代哲理、当代社会对人性的反省，它能拷问我们的灵魂，能够最有效地直击人的心灵。它会让观众在一个紧紧围绕的场里面，有种逃脱不掉、被融入的感觉。戏剧这种方式，不论是传递娱乐信息还是思想信息，都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第一财经日报》：有没有想过排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减压话剧”？

　　王晓鹰：我觉得现在做减压话剧的人很多，并不缺。做一个真正在思想深度层面上对话的话剧，对我更有吸引力。另外，我觉得观众总是有种误解，有的人觉得，生活已经很累，走进剧场为什么还要这么累。这其实是个错误的命题，不同的人排解生活压力的方式不同，有人愿意用一种浅显的娱乐方式去排解，然而传递一种更深的艺术信息、更让人感动的东西，也能传递一种深刻的快乐。悲剧会给你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会给你灵魂苏醒的感觉，带给你深刻感动和震撼，启发你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和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感悟，你的精神力量就能从生命深处爆发出来，这同样也是一种畅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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