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

　　仔细分析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不难看到，存在的问题千头万绪，最令管理层和社会公众头疼的问题是就业。所以，要倾全力阻止经济下滑，其根本落脚点是在保持现有就业水平的基础上努力增加新的就业岗位。人口众多和资源贫乏，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工业化处于中后期、城镇化处于加速阶段，则是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政策的立足点，要放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保证创造源源不断的新的就业岗位上，否则庞大的人口不会产生“人口红利”。过去30年，我国平均每年新增就业约1000万~1500万，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毋庸置疑，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对于人口众多、工业化和城镇化仍在进行过程中的中国经济而言，今后相当长时期，仍然需要保持这样的就业增加速度。事实上，经济增长而就业效应不强，早几年就已成为我国经济的隐忧；大学生连续数年不能充分就业且就业难局面愈演愈烈，正是这种隐忧的青萍之末。这种局面若不扭转，我国经济发展难以持续。

　　因此，在中国未来发展中，应将就业置于更突出地位，宏观调控目标应明确地从单纯促进增长转变为促进就业。简言之，应确立以增加就业为目标并以此带动经济增长的战略思想。这种转变，正体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要求。因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更注重民生、更关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更注意收入分配调整，在效率与公平上对公平给予更多关注等。毫无疑问，若无充分就业作前提和保障，上述目标都会成为无源之水。

　　如果将目标确定为就业优先，当下4万亿元投资及连续不断出台的刺激投资方案，就须小心仔细地选择投资领域。毫无疑问，那些可能导致未来产能过剩的投资应坚决杜绝。在此前提下，新增投资应选择就业效果显著、产业链较长的领域，否则将出现发展经济学中所说的有增长无就业的不利局面。

　　说到以投资促进就业，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今后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要发展金融、高新科技之类的新兴服务业。这种观点的依据及实现路径等，需要认真讨论。最近几十年，国际上将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引为评价一国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这在理论上无可争辩。但是，将这样一种发展规律运用到一个具体国家，必须与该国具体发展阶段、路径、过程相一致，才能产生积极的正面效果，否则可能产生误导。最大的误导是，可能只注意到发达国家如今服务业占主导的现象，忘记它们曾走过制造业为主的历史，忘记发达服务业必须以高度发达的制造业为基础的事实，忘记类如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像如今某些发达国家那样，着重发展服务业而将其对制造业的需求放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结构之上的现实。

　　中国促进服务业发展，仍然必须时刻牢记中国人口众多、工业化和城镇化均在进行过程中的具体国情。因此，如果战略选择要通过增加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投资就必须大规模地安排在可能产生较强就业效果的领域。于是，对就业效果明显但技术可能不那么先进的领域、产业和企业的投资，政策面仍应给予充分关注；对广大中小企业的稳定和发展，各级、各类调控当局更应给予高度重视。这样看来，所谓要通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业来解决当前中国就业问题，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全面地说，当然需要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并以此为中国未来发展创造坚实的科技基础，但不能忘记中国人口众多的现实，在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的同时，更要发展能容纳数以千万计的就业的产业。至于大力发展金融业，值此美国金融危机泛滥之时，更应小心谨慎。此次危机再清楚不过地说明，金融业等服务产业都是“引致性”产业，它们的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相适应，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否则就会形成泡沫并对实体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后果。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本文根据作者讲话整理，并经其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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