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经费减少，这个国家的大脑将变得干涸”，西方有识之士曾打过这样的比喻。当然，这个比喻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最新的一个证据是，温总理在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公布了这样一个数据：2009年中央财政科技投入1461亿元，增长25.6%。

　　这个增长数据是令人鼓舞的。一方面，政府选择前所未有的力度来执行高额赤字财政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又将大量资金用到了刺激经济的计划当中，也包括增量投向科技创新事业。无疑，我们“这个国家的大脑”将会变得更为滋润，而不是“干涸”。

　　在一场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面前，中央政府决定增加财政在科技领域的投入，有着深长的意味。这不仅因为，科技创新是应对危机的重要力量，也因为“科学的沉寂”为时已久，当世界已经“处于新科技革命的前夜”之时，中国没有理由不做好准备，来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挑战。

　　科技的发展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义不同寻常。其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又是科技发展的首要任务——胡锦涛总书记曾就此作过重要论述，他指出，这是统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主线。事实上，科技创新的意义，不仅单针对一个国家而言。对于一个地方，乃至对于一个微观企业来说，这同样都是重大的命题。如上海就曾以“生死攸关”来形容科技创新事业对于这座城市的决定性意义，如此表达让人震撼。

　　一个国家的科技事业发展，有短期与长期之分。从短期来说，从应对金融危机的现实需要来说，科技是一种重要的支撑力。科技的发展是未来经济获得新动力的重要来源，也是人们真正能够增强信心的重要原因。

　　毋庸置疑，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也是一部科技进步的历史。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金融、经济的危机对于科技创新事业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每一次大的危机常常伴随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每一次经济复苏都离不开技术创新。严峻的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而重大科技成果则推动经济走向复苏甚至繁荣。

　　关于技术革命与经济危机之间存在的某种很强的关联性，许多学者已有不少研究结果。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曾对历史上三次产业革命进行分析，指出技术创新是资本主义长期波动的主要起因，正是技术革命带动了经济的起飞，并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德国经济学家门施则发现，重大基础性创新的高峰均接近于经济萧条期，技术创新的周期与经济繁荣周期成“逆相关”，因而认为经济萧条是激励创新高潮的重要推动力，技术创新又将是经济发展新高潮的基础。

　　科技创新与应对危机之间的强关联性，从反面揭示出当前背景之下中国增加科技事业投入、加快科技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因此，在中央财政加大科技领域的投入之外，《科学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同现实经济联系紧密的部分须加快进度，争取尽快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带动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支撑产业振兴和经济长远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最近曾在多个场合论述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的前夜”。他的深刻思考令人不无启发。谓之“前夜”，即是意味着新科技革命“黎明”的到来已为时不远。这里的理由至少有二：一是严峻危机倒逼科技进步；二是当前许多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使得全球资源、环境等难以承受。人类必须从新的科技革命中，来突破目前所面对的困局。从根本上，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用之下的结果。

　　一轮新科技革命的来临，即是对“科学的沉寂”的一种告别。科学技术本身积蓄已久的能量，结合着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得科技的新力量将会在未来逐渐释放。这个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确需要在新能源、环境技术，以及生物等方面，获得突破性的发展。而这轮科技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在科技领域的后发展国家来说，不少机会不能轻易失去。在一些领域中，中国应在目前已有的科技基础之上，有信心充当引领者。

　　当战略主线已然厘清，如何进行远近结合的纵深布局，如何切实推进科技创新也就更需要清晰的思路。显然，政府增加财政投入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更要通过营造制度环境引导社会力量增加科技投入。这就要求以制度创新促进科技创新，培养造就宏大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并以创新文化激励科技进步和创新。制度创新、人才、文化等要素集中发力，将是推进科技创新最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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