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

　　“三农”与“最低收入”的交叉点、“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器——这就是范小建工作的领域：中国扶贫事业。如今，2500多万新增扶贫对象，是他面临的又一张问卷。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大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力度。“2009年，我国将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并将扶贫开发标准上调至人均1196元，扶贫对象覆盖4007游行。”

　　 “标准提高后，扶贫对象将比原来的绝对贫困标准以下群体增加2500多游行。”3月6日上午，北京铁道大厦，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建在全国政协农业组委员审议现场接受了本报专访。

　　 而全球金融风暴依旧蔓延，我国贫困地区已受影响。据范的调研，这集中表现在大量劳动力返乡带来的就业压力，这也是扶贫工作面临的新考验。

　　 对此，范小建开出的“药方”是延长、提升农民工培训的时间和水平。“很多地方办一些短期培训班，用一两个礼拜搞一点引导性培训，80%-90%的受训农民工是都就业了，但是很快又失业了。这个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开发扶贫和救助扶贫“两轮驱动”的新阶段，范小建尤其强调“财政和信贷”对于扶贫的双重推动力，他认为，财政要看对贫困地区和人群的投入倾斜，金融则要推动相关部门加快体制改革。

　　 近1小时专访结束后，他匆匆离开会场，4007游行的压力让他加快了步履。

　　 2500万新增对象的挑战

　　 《21世纪》：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并将扶贫开发标准上调至人均1196元。这个决策是基于怎样的背景？

　　 范小建：实行新的扶贫标准，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2007年以前，我国一直是有两个扶贫的标准。一个叫做绝对贫困标准，是1986年制定的；一个就是2000年国务院《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中制定的低收入标准。应该说，对于这两部分人来讲，国家的政策力度是不一样的。绝对贫困人口是一定要保证，但是对低收入人口没有硬性要求，各地有能力就多做一点，没有能力可能就做的少一些。

　　 这次报告中提出“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对低收入人口全面实行扶贫政策”，它的含义是什么？就是要取消这个区别，填平补齐，让两部分人都享受同样的政策。标准提高后，扶贫对象将上升到4007游行，比原来的绝对贫困标准以下的群体增加了2500多游行。

　　 《21世纪》：那么将标准定在1196元的依据是什么呢？

　　 范小建：低收入人口，是有具体划线标准的，农村的低收入人口，2007年的标准是1067块钱。国家统计局根据这个1067块钱，再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就测算得出这么一个1196元。这个数字的依据是很明确的。

　　 《21世纪》：随着标准的提高，你们今年的工作会有什么样的调整？怎么把它落实？

　　 范小建：对，重点就在于落实。我们要进一步把贫困地区现有的政策执行情况搞清楚，再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政策。

　　 扶贫事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开发扶贫和救助扶贫“两轮驱动”的新阶段。为什么说是“两轮驱动”呢？因为过去我们一直讲开发扶贫，从输血到造血，但在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后，我们就用两只手，一只手靠低保来维持生存，一只手靠扶贫来促进发展。

　　 培训质量事关农民工再就业

　　 《21世纪》：根据你前期下基层做的调研，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范小建：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逐渐传递到我国贫困地区。具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劳动力的返乡，这个问题在贫困地区要更加突出一些，而贫困地区外出劳动力的素质又相对要低一些。

　　 第二个情况就是在贫困地区有一些特色的、有比较高外向依存度的优势支柱产业，需求不同程度也都受到了影响，直接影响到了当地农民的收入。这些产业经过多年努力才培育起来，如种植棉花、柑橘、马铃薯、苹果等，但大都不是在当地消费，受大环境影响很大。

　　 劳务输出和优势特色产业，本来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两个比较重要的支点，现在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影响。所以2009年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抑制返贫，是我们当前非常紧迫、突出的一个任务。

　　 《21世纪》：看得出，你很担心劳动力返乡带来的就业压力，那么对农民工再就业，你有什么“药方”？

　　 范小建：农民工再就业，最基本的是通过投资扩大内需，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

　　 但同时我觉得进一步完善对农民工的上岗培训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长期、中期、短期不同类型的农民工培训（的效果不同），带来的就业巩固率是有很大差别的。高的可以到百分之九十，低的恐怕只有百分之十几。

　　 就是说，同样是国家出钱补助农民参加培训，然后去就业，毕业以后当时的就业率可能比较高。但是培训期短的，由于它的技术含量低，受市场冲击的影响就比较大，就业的巩固率就很低。有的时候，就业以后可能一、两个月就下岗了，这种情况很普遍。

　　 所以应该研究一下，怎样提高我们的培训质量，实际上也就是怎样提高农民工就业的竞争力。这样的话，能够使他获得稳定的就业岗位，而不是只看一时，只看表面。

　　 财政信贷双动力

　　 《21世纪》：你觉得有哪些方法可以减轻金融危机对贫困地区的影响呢？

　　 范小建：首先是大环境的问题。目前国家出台的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保民生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意在全面促进经济增长。对贫困地区的发展来说，这是一个基本层面，一个大前提。就贫困地区自身而言，在大背景，大政策既定的情况下，怎样更好的向贫困地区倾斜，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首先，温总理在报告里指出要加大扶贫投入，这一点在今年的预算里面已经有所安排。总的看，今年国家专项扶贫资金的预算比去年有新的增加。

　　 同时，也要看其它的惠农政策向贫困地区做了哪些倾斜。在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包括基础设施，如路、水、电、气等的建设，还有教育、卫生、低保等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在向贫困地区倾斜。这种倾斜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但可以进一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而且可以给农民提供一些新的就业机会。在现在贫困地区劳动力回流比重较大的情况下，这些措施都有利于贫困地区发展。

　　 在各种财政政策推动扶贫的同时，我认为怎么样做好信贷扶贫工作，也是应该进一步探索的领域。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比起财政上的一些安排显得稍微慢了一点儿，因为好多需要探索的东西不是很成熟。

　　 《21世纪》：据我所知，我们的扶贫机构也一直向贫困地区推广小额信贷。这块你有什么建议？

　　 范小建：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国家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已经达到1700多个亿，贴息的扶贫贷款也发放了2100多个亿，但在贫困地区仍存在着贷款难的问题。

　　 现在整个农村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是显得有些滞后。农村地区高端、中端的信贷市场可能好一些，但是低端信贷市场矛盾就比较突出。但是对于贫困地区来讲，它的贷款需求基本上是属于最低端的，即使是小额信贷也是里面最低端的市场，针对着最低收入的群体。恰恰是在这方面，我们现在探索比较少。

　　 在2009年中央的一号文件中，对于支持微型金融的发展已经提出了一些原则要求。如何落实，还有待于和金融部门进一步交换意见，比如能否够通过贴息，支持国有商业银行向微型金融组织批发一些资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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