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晖

　　 对于“毕业就失业“的悖论一直缺乏合适的方程式求解，更为荒谬的是，往往是“越热门的专业越找不到工作”，这一点，即使是最热心的教育产业化辩护者也很难以否认。

　　 一方面，对教育公平的呼声可以说是声声急，并成为这次“两会”热议重点，而持续多年的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又显示双重失灵的尴尬：既有公平之失，又有效率之缺。对于这种现象，也有论者认为，因为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有滞后性和固化性，对市场需求不能形成灵活性反应，加上产业升级迟迟未能完成，金融危机影响日深，缺乏吸纳这些毕业生的能力，有多位校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不能把大学生就业难归结为大学扩招”。

　　 如果教育产业化逻辑成立的话，那么经济体排斥“大学生”就业就不应持续多年，现在固然处于经济不景气中，但为什么在前几年经济过热增长时，这个问题依然存在甚至程度不浅？为什么没有依靠市场的自我纠正形成相应均衡？另外，在表面的规模膨胀上，以类似连锁加盟的方式进行分校扩张，利用行业管制的壁垒，用看似市场的方式，把牌照和多年形成的品牌进行变现。在狂飙突进中，一些大学的负债颇重，如不及时处理或有累卵之危，需要财政（纳税人）最终买单。

　　 大学急剧扩张，没有带来顶尖人才的推出。当年钱学森以年迈之年，以此疑问向总理进言，可谓是拳拳之心。而从实用型的人才来讲，越面向市场，越失去市场，“今日有生源，明日无市场”就说明了这一点。

　　 按照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经济的增长有赖于智力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个理论无疑是极具洞见并有实证性。现在很多大学校长也提出，大学应该服务社会服务经济，而问题是，并不是越直接提出服务经济建设，就越能服务经济建设。如果说大学生就业还有“最后一公里”的话，那么教育和就业的关系就存在着一个需要惊险一跃的峡谷。

　　 历史已经一再地把这种复杂之处表现出来。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需要大量经济建设人才，产业界对当时的教育深表不满，“产学结合”的口号开始提出，并通过了《产业教育振兴法》，工业科和商业科等很多直接针对经济需要的职业课程得以增设，但是这些看似“对口”的专业和课程并没有得到现实的呼应，反而因为划分过细陷入困境，教育重新回归基础化和普通化。为解决失业，美国在大萧条时期，曾经兴起过一种强调功能性和职业科目的“生计教育”，但是这些课程过于琐碎和只着眼于眼下，结果阻止了学生接触到学术科目，从实证的角度来讲，不仅没有带来就业率的提高，反而损伤了长期的教育质量，成为“教育的荒地”。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大学生就业难的同时，又存在着公务员招考的火爆。这种反常现象更应该反思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在公权大力扩张之时，市场领域却因为管制面临收缩，吸纳就业的产业反而处于“门禁”状态。

　　 教育可以而且应该为经济增长服务，但教育的对象是人，是培养公民持续学习的整体能力，过于功利主义看待教育之用，反而会丧失这种功能。不局限于当下，反而更切近现实，不强调一时之用，反而有长时之益，“看不见的手”就是这样灵活地、间接地、长久地、隐微地发生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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