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读胡适，一边觉得他可爱可敬，一边又觉得他推己及人，把当权者想得过于好了。■闵良臣专栏

　　今年2月24日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逝世47周年。

　　每次读胡适，一边觉得他可爱可敬，一边又觉得他推己及人，把当权者想得过于好了。胡适最可贵之处，知道自由是要争取的，当权者不会主动送你。而同时他又总以为只要说公平的话、说负责任的话，只要是善意，当权者就会容忍就不会治罪；至少只要你能像他胡适说的那样坚持下去，且“久而久之”，便能让权势者“养成容忍批评的态度”。好像胡适一世都没有弄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凡权势者，只要他们一天不觉悟，就不会听信你批评的那一套，不然，天下早就全都实行民主自由了，甚至真的如桂涛声当年写在香烟包装纸上的《在太行山上》里所唱，“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了。

　　《争取民主自由》是胡适1952年12月6日在台湾的一个演讲，在这个演讲中他又天真地重复自己在这个讲演的前几天在台湾立法院说过的话：“一个健全的政府，必须容许合法的批评，合法的反对，合法的制裁。”又说，“言论自由，只要是负责任的，善意的批评，我想政府一定乐于接受的。在互相容忍互相谅解的原则之下，养成自由民主的空气，养成自由民主的习惯，当局者看惯了，也自然会养成民主的雅量。我认为这是建立民主制度的正途。”

　　正途是正途，可且不说包括蒋氏父子在内当时有哪个统治者愿意听胡适先生“这一套”，只说胡适就没有想，在有些统治者、权势者看来：凡反对，即不合法。因此，即使对反对者虽不“格杀勿论”，也要让你受牢狱之灾，让你去“劳动改造”，把你打入另册。最开明的也不过是像13世纪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所喜爱的那句格言一样：“随便你议论什么都可以，但只要你服从。”上世纪60年代初台湾雷震一案，后来的柏杨案、李敖案，都是再好不过的例子。当然，如果一个社会能有雷震有柏杨有李敖，甚至有像捷克的哈维尔、波兰的米奇尼克这些人物，不怕遭罪不怕坐牢，或最终能感动统治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丢掉专制，实行民主。可再一想，就是有了这样的人物，也还要有适宜的环境。有人曾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谈到这个话题时说的有些话，很可能就打碎了某些人的幻想。

　　曾读到过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米奇尼克的启示》。在闵某人看来，作者真是清醒之人。作者从米奇尼克那里获得的启示绝不像我们有些人那样理解的，就是告别革命、反对革命，而是“米奇尼克的意义不在于他提供了对每一民族都适用的方式，而在于启示人们去探索和寻找自己民族的自救之路。”“米奇尼克的成功可以为类似的国家提供一种经验。但这种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永恒的意义，却不可轻下断语。”因为在那时的波兰，除了掌权者可以平静地面对异端者，“还有，波兰和东欧其他国家长期受西欧人道主义的精神影响，并有基督教文化传统，因而无论对普通民众还是对统治者来说，倡导理性、文明与反对暴力和强制都有深厚的基础。公民愿意以博爱的精神协调和他人关系，即使是统治者也总要比那些野蛮凶残、喜欢噬血的国家强过千百倍。”作者还举了一个例子：米奇尼克组织公民团体，被判监禁每次不过一年半载，最长的一次也不过三年。而要是在极其野蛮专制的国家，恐怕犯了一次，就再无第二次的机会了——不是脑袋落地就是被摧残得无力出声。“所以在波兰可以实行‘天鹅绒革命’，在其他国家未必就是上上策。”

　　另外，从胡适《争取民主自由》这篇文章中似乎可以解开胡适之所以对蒋介石到了台湾不能实行民主的认识和宽容。比如，他在演讲中说：“除非世界和平真正实现，总不容易达到我们的理想。现在我们依宪法产生的政府，从大陆退到台湾，时时可能进入战时状态，时时处于战争准备状态。在这种状态里，我们当然不能期望一切民主制度都能充分发达。”现在看来，胡适这几句话很容易成为蒋家权势者实行专制的口实，而八年后蒋介石下令逮捕雷震，判他十年大刑，说不定就有胡适这种思维的因素。另外，从一句“依宪法产生的政府”，可以解开胡适后半生的许多行为，如他跟着蒋介石跑，愿意支持国民党；如1949年尽管共产党给了他一个允诺，他也还是不愿留在大陆；如对1949年留在大陆的人反感，特别是对于有些知识分子。胡适一生都倾向正统，拥戴正统，就是对大势已去的末代皇帝也是如此。当年他应邀去清宫见溥仪，回来后因遭非议写了一篇文章，提及两人见面时，说：“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胡适不支持“民间”，更不支持“匪”。

　　这一点，与鲁迅有很大的不同。鲁迅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叛逆秉性，天生就对在此之前他所知道的一切统治者没有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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