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宋焘

　　一年一度的奥斯卡很快就要颁奖了，中国电影再次无一入围，只能等着看看热闹。

　　对于“奥”，中国人是有情结的，从“申奥”成功的举国欢腾到“办奥”的全力以赴，总算圆了百年梦想；但对于另一个“奥”，奥斯卡，至今还是缺憾，虽说李安2001年凭借《卧虎藏龙》夺得大奖，但他只能算是“华人”，何况影片的制片方还是美国人。

　　很多学者都将奥斯卡认作是美国的“文化侵略”。确实，奥斯卡在世界主流电影圈的强势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它从一个美国的国家级电影节成长为全球电影的风向标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推销，传递的是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奥斯卡本身有它的价值，至少它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有一定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借此我们可以比较，而且这种比较观众们都很买账，虽然有些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意味。

　　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电影人冲击奥斯卡就显得意义丰富——奥斯卡本身的标准就是在艺术和商业的夹缝之中游走，而中国电影人却坚持在奥斯卡标准和自我的审美追求的夹缝中曲折前进，这样中国电影人就要有双重的调解，既要适应奥斯卡的标准，又要在奥斯卡和自我之间寻找契合点。

　　奥斯卡上的“黄皮肤”

　　最早斩获奥斯卡奖的黄皮肤是黄宗霑，华裔美国电影摄影师，被国际电影摄影师协会会员票选为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电影摄影师之一。他分别于1956年和1964年凭《玫瑰文身》与《赫德》问鼎第28届和第36届奥斯卡最佳摄影奖。他常说：“每部影片的成就乃是心思加上技巧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地。”可以作为奥斯卡标准的一个诠释。

　　在黄宗霑“破天荒”后，华人在奥斯卡上屡有斩获，1985年，吴汉凭《杀戮战场》获第57届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1988年，苏聪凭《末代皇帝》获第60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但这些奖项所指向的都不是中国电影，而是天才的黄皮肤电影人。

　　1984年，吴天明的《人生》第一次代表内地电影开始冲击奥斯卡，但当这部真实反映农村青年拼命想进城的纠葛与挣扎，被誉为中国版《红与黑》的电影送到美国时，却被一句“什么是农转非”给问倒，西方世界还不能理解刚刚开放的中国。

　　谢晋的《芙蓉镇》当年曾正经的参加过奥斯卡奖的角逐，《芙蓉镇》的确也代表了那个年代中国电影的水平，而且搁哪儿都不丢份儿，但最终与奥斯卡奖失之交臂，个中原因已经随着时光尘封。谢老谈及此事时说过：“……连翻译都没翻好，广告、宣传都没跟上去，很可惜的。”确实，当时的情况是，我们要参加游戏却连游戏的规则都不知道。

　　参加奥斯卡的电影都要有广泛的受众，奥斯卡评审主席团下设的分支学会评审团，除了职业评委外，还包括一支庞大的自愿参与会员队伍，每个分支自愿参与会员达到五六千人次，这是奥斯卡影响的真正来源，同时也制约着奥斯卡选择电影的趣味——寻找“艺术”与“商业”的最佳结合点。1941年的《公民凯恩》获9项提名，但影片票房成绩的平庸和公众反应的冷清，让评委们在最终评定时感到颇为棘手，最后仅获一项最佳编剧奖。这些标准对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来说一样适用。

　　奥斯卡不要复制品

　　冲击奥斯卡的自觉意识从张艺谋那里开始清醒地抬头。1990年和1991年，张艺谋分别凭借《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两次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张艺谋是真诚而有抱负的，而且他并不算一个观念先行的导演。早期的张艺谋甚至是在用他特立独行的影像来对抗各种意识形态——他表现的只是属于他自己的影像。《菊豆》中的染房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灯笼作为一种意象首先是从视觉上带给人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其说他在讲故事，不如说他在用影像本身冲击人们的大脑。

　　《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止于提名，关键在于故事的厚重程度没有达到奥斯卡的要求——虽然凄惨、怵目，却不能让人共鸣。这条路在《活着》那里达到了制高点，《活着》是张艺谋最好的电影，也是最有可能拿奥斯卡奖的电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活着》连参加奥斯卡的资格都没有。

　　随后一部应该问鼎奥斯卡的中国影片是陈凯歌拍摄于1993年的《霸王别姬》，从电影手法、内容厚度、票房反应来说，《霸王别姬》都能代表上个世纪中国电影的高峰，而提名本身也说明它符合奥斯卡的口味，没有获奖无法用东方人的逻辑来解释。也确实有这样一个传闻，说它落选的原因是有一些镜头被西方人认为是虐童。不论真假，这其实无意间指向了问题的关键，东西方人观念上的冲突对艺术表现的倾轧，这也暗示了中国电影人要冲击奥斯卡，要么要站在西方人的角度，要么要把眼光放在最基本的人性层面，这种要求可能要以民族性的牺牲来换取，而这个问题对李安来说却不是难题。

　　李安的水准在《喜宴》和《饮食男女》，两部影片分别获第66届和第67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两者都是以好莱坞模式制作的中国电影，角度其实都是西方的，这样影片引起的共鸣就是双重的——既有西方人面对同样问题的困惑，也有西方人能感受到的东方人面对同样问题的困惑，共鸣成了共振，效果就放大了，影片就能抓住人心了。但是李安太执著于故事，就视觉刺激这个层面来说《喜宴》和《饮食男女》都是不讨喜，落选是必然。

　　直到第73届奥斯卡上得奖的《卧虎藏龙》，李安才巧妙地结合了故事与影像。《卧虎藏龙》的得奖既匪夷所思又理所当然：并不出众的故事，水墨丹青式的风景，绝非人类的武打，这些都不足以震撼看惯了《黄飞鸿》的中国观众，但是奥斯卡的观众喜欢，在他们那里，被禁锢的爱情是基本而普遍的人性表现，美丽的风景成了心灵震撼的作料，飞天入地既满足了对东方的幻想又制造了视觉的盛宴。Ok！你得奖了，这是奥斯卡对李安的肯定，对西化的导演拍出的功夫片的致敬，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但中国电影人对这条路着了魔。

　　《英雄》走得就是这条路，这时的张艺谋，已经把精力放在了电影氛围的营造和视觉冲击的创造，重心事实上放在了商业性上，但在李安那里，武侠片只是个包装，《卧虎藏龙》的得奖在于艺术和商业严丝合缝，《英雄》搜肠刮肚想出来的故事西方人能理解吗？而一直不懈努力的张艺谋又在2005年以同为武侠片的《十面埋伏》角逐奥斯卡，结果也是可想而知——只获最佳摄影提名。

　　其实我们不妨达观一些——做好自己。汤姆·汉克斯谈到奥斯卡时说过：“对于我来说，这只是一场让许多人盲目崇拜的晚会而已，关键的是你自己要有端正的心态。”摆正自己的心态，地铁总会经过奥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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