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商 灏

　　 2月19日央行以价格招标方式发行2009年第五期央行票据的举动，被认为是央行确信在近期资金面确实非常充裕的背景下，适度保持资金回笼。

　　 而刚刚公布的“2009年1月份企业商品价格变动情况”，所列数据已清楚地显示，很多商品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同比、环比下降，这是否可以证明市场对工业品需求仍在加速下滑，宏观经济状况仍在加速恶化？若答案肯定，则据此而论，防通缩不能不是货币政策头等大事。

　　 与此同时，很多人注意到一些官员近来多次就人民币利率变动趋向所作的看上去近乎并不明确的表态，并根据历史经验判定，对于紧迫局势的未来走向，央行可能觉得尚难看清，因此在究竟该使用何种货币政策工具应对变化的踌躇中，央行或将难以很快作出更多新选择。

　　 央行行长周小川2月8日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中国央行将视具体经济情况采用不同的货币调控手段，而并非单靠利率调整这一种货币政策。他的讲话被市场解读为继续大规模降息并不可行。

　　 若根据惯例，在CPI和PPI公布后不久，央行通常会决定是否采取新的货币和利率政策。一些学界和业界人士此前就曾经抱怨，在去年第三季度企业资金链出现大面积趋紧、紧缩苗头初显之际，央行错失了及时采取放松贷款和降低利率的政策良机。因此，下一步的货币政策取向显得尤为关键。

　　 在2月10日CPI和PPI数据公布当天，学界已有预言，数据的公布意味着新一轮降息很快就会到来，甚至预言央行将在今年第二季度结束前至少实施两次降息。

　　 但之后不久，央行副行长易纲就驳斥了一些人士认为我国拥有进一步降息空间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是基于对美联储联邦基金基准利率和中国基准存贷款利率的不恰当对比。易纲还认为中国进一步大幅降息的可能性不大，中国近两个月的目标是防通缩，不过小幅降息的大门没有完全关上。

　　 2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表示，当前股市反弹与经济复苏没有必然关系，短期内没有必要降息。吴晓灵还称，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不宜在货币政策上多做文章，货币政策应该保持稳定，零利率不是现实的选择。

　　 2月19日，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建华也表示：“降息是选择之一，但不是最优的。”他指出，如果中国的利率真降到零，货币政策也就失去了选择手段，那样流动性会很大。相对而言，经济体制的改革比降息更重要。张建华的此番表态随即引发市场传言，以为央行将进一步降息。2月19日午后银行股全线飘绿，引领大盘暴跌。

　　 纵观去年第三季度末以来的经济变化趋势，我们看到，CPI增幅已明显回落，一般认为，当CPI出现两个季度的连续下滑时，即意味着“紧缩”已然来临。然而，“紧缩”论并未成共识。而对于真正的“转折点”何时到来的问题，关于中国经济将出现“V”型反转还是“U”型反转的辩论，也十分激烈。

　　 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和陆续出台的产业振兴计划将从今年年中开始发挥明显作用，届时物价水平和商品要素价格均将开始出现新一轮上涨。这是“V”型反转论者认为中国经济将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出现触底反弹的核心理由。

　　 “U”型反转论者则认为，政府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是一个准备在未来2年内逐步分批实施的计划，其刺激经济的实际功效尚有待观察，宏观经济较长一段时间内将在底部徘徊。

　　 但CPI与PPI连续5个月双降，的确为央行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拓展了空间。有关数据表明近期放贷规模持续增大，流动性复苏迹象显现，这减弱了市场对央行继续减息的预期，甚至有人担心继续大幅降息会加大通胀预期。

　　 既然再度大幅减息的空间已经不大，存款准备金率是否有较大的下调空间，并可望成为货币政策的新焦点？未来货币政策操作是否有可能更多体现在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数量型手段上？

　　 我们看到，近来已有舆论呼吁大幅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期释放资金，从而加大对受冲击企业的放贷，并建议将存款准备金率一次性降到6%或者7%，以增加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认为此举能让商业银行放手扩张自身的信贷规划，根据确定政策来安排自己的资源分配，从而为实体经济服务。

　　 我们还看到，官方已认识到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正常的，关键要通过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调整经济结构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政策频繁出手不利于稳定市场的预期，反而会让企业和公众对经济的预期产生恐慌。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下一步应是稳定政策。

　　 而由于通缩的前景依然可能存在，若政策上过早自满，仍可能会给经济运行带来一定风险。因此，尽管未来央行降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等必要性恐已下降，但其可能性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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