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权静：我相信刘社长有更多的话要说，因为就在温总理演讲现场，我和刘社长是在演讲的大门口迎面这样撞上的，当时我正在那儿等着出来的人采访，然后刘社长从里面走出来，当时我们两个都蛮惊讶的，飞了半个地球在那儿又碰面了。当时您在里边亲眼看到总理，亲耳听到他的讲话，周围的环境感受也更加亲切。

　　刘东华：对，因为我去年第一次到冬季达沃斯，也有一点点经验，因为主会场并不大，尤其今年温总理去，其实整个达沃斯的与会代表应该说最期待、最想听到的是中国总理在这儿的声音，所以当时我们几个中国的朋友就提前半个多小时，包括咱们曹总，包括我们几个中国企业家，像万达的王健林，李书福，我们几个人提前在那儿排队，也希望能坐得稍微靠前一点。因为刚才具体的情况，的确我们孙主任，的确他研读地应该说还是比较细的。

　　在达沃斯应该说今年一个是亮点不多，再一个，就是一片西方的代表，总体来说是一片的悲观，应该说给年会带来最大的这种信心的支撑还是中国，尤其是温总理的那个讲话。应该说当时施瓦布先生也是应该说站得非常高，问了总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说中国到底怎么样？明年你中国到底能保证什么样的一个增长速度？当时温总理是非常肯定地回答，说我们应该说要确保8%的增长率，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孙哲：国家统计局已经做了预测了，7.9%是没问题的。

　　刘东华：是啊，所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肯定的回答。施瓦布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在环境问题上，比如延缓气候变暖，中国对自己、对世界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应该说这个问题提得也还是，就是说对中国，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应该说对世界的经济复苏就是贡献，但是环境问题，尤其气候变暖问题，因为我们中国的发展和西方，西方你发展了300年了，我们刚刚开始，但其实应该说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其实要在发展中国家，我们中国不管是做的姿态，还是采取的实际行动，那真是非常负责任的，就是在节能减排，都是有非常具体的一些政策，一些约束，而且现在已经做得很不错。

　　孙哲：不过这个呢，我跟美国学界或美国政策的制定人也接触，他们也在谈环境问题。我发现美国人最近两年出现了一个思想上的转轨变化，就是说他在强调环境问题的时候，他并没有要求中国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或者按照美国的标准来落实环境保护的一些具体措施，他是说你中国制定的环保法能不能把它严格的落实下来，包括谈到我们对劳工的保护，他也说能不能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五项标准来落实，参照一下。所以这就会发现西方在经过这么几年的我们中国的话语，或者中国人相互交往当中，他也在试图理解中国发展中独特的脚步，也在试图用我们可以接受的、劝说的方法来跟中国谈环保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刘东华：我这次去达沃斯论坛，也见了和绿色发展、绿色转型这方面的专家，见的应该说也比较多，包括我们和普华永道，我们联合在达沃斯做了一个中欧企业绿色战略午餐会，有大约十家欧洲企业的CEO，我们中国也有几家，刚才我说的王建宙，包括海航的陈峰，朱云来，包括央视的郭振玺，大家都过去。虽然现在大家面临的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到底到没到底？还要走多远？它的影响还有多严重？这点其实大家现在还看不太清楚，但是有一点，就是看未来，比如下一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到底是什么？如果原来主要是以美国、以西方世界为主的需求拉动，下一个引擎是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家的注意力会转到绿色经济、绿色投资、清洁能源、低碳经济，如果走出眼前的危机，往后这种可持续发展怎么办？应该说在这点上共识是越来越多的。

　　王文：当然对于能源、气候这点我印象也是非常深，我完全同意刚才两位前辈说的话，比如现在美国的智库里有好几个智库搞了气候变暖的制控报告，去年6月份他们推动一项工作，就是下一届总统上台以后要跟中国的首脑谈首脑级的对话，就谈气候。还有这一次希拉里访华以后，气候问题也是美国人和中国人要谈的重要问题之一。气候问题当然是不言而喻重要的，刚才我们讲到有关于中国责任的问题，实际上正是因为我们中国，其实我感觉中国的经济，我的总结是这样，第一个，中国没有发生，虽然受到危机冲击，但是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我们的银行业、金融体系都还完整，不像美国那样；第二，其实中国老百姓本身也没有发生财政危机，老百姓手里还是有些钱的，不像美国人消费了，一把信用卡停了就完蛋了；第三个，出口行业的人都在想办法，还是很有信心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中国本身这个文化，这个传统，包括30年储蓄的积累，使我们本身成为世界危机中的一枝独秀，有些投机商认为中国可能有些油水可捞，所以他们有可能会到中国来有一些投机商进行一些，尤其刚才也谈到了，中国采购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借机涨价呢？这个都是一些问题，可能也需要我们警惕的。

　　孙哲：刚才王文提到新能源政策和能源投资，是奥巴马他的三大新政之一，第一是减税，第二个就是能源政策，第三个就是加大政府的投资，美国在能源领域已经对中国开放了，卖给我们一些高新的产品。所以这方面如果我们能够中美之间相互改革的时候，大家考虑好战略，一个大的战略问题是怎么能够相互配合一下，能够相互享受对方改革的战略红利，这样的话对未来今后十年的中美经贸关系，和中国甚至跟欧洲的关系都会有很大启示性作用，中国也是需要外部的一个和平的环境，也需要跟欧洲国家，跟美国，跟日本，因为你看GDP就可以看出来，如果中国跟它们三大块搞不好关系的话，中国是没办法发展的。我觉得不管是从能源问题也好，还是解决经济危机也好，都应该借鉴世界上先进的经验，而且如果说这些投机家真有好的项目，如果大家都能够相互赚钱，那也不妨跟他合作，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应该有这种更宽容的胸怀。

　　王文：我觉得还有一点，奥巴马的助理讲到一句话，他讲美国未来要跟中国谈判，怎么谈判呢？要让中国满意，同时也让我们满意，首先要让中国满意，这个时候我觉得基本的信心我们是需要恢复的，你可以想像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五年前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好像有时候觉得美国人很重要，或者生怕得罪美国人，有这种心态，这时候需要有一点中国信心的复苏，而在很多国际交易、国际谈判中，我们需要有这种信心。

　　主持人权静：虽然话这么说，我们也希望有这样好的前景出现，但是我们看到就最近这一阶段中美之间有很多摩擦产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为什么现在还能看到这么多的摩擦呢？

　　孙哲：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到今天为止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西方认为当大家有经济利益、有冲突的时候，他要诉诸很多法律仲裁手段，中国文化里边是说你如果有冲突，事先你应该跟我沟通沟通，你应该先商量商量，所以东西方文化之间还有一些很微妙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点对中国企业将来怎么走出去也非常重要，是不是？刘社长？

　　刘东华：因为我觉得从美国来说，他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声音，因为美国不是说奥巴马，哪怕奥巴马上来之后非常明确，就是他的价值取向也好，政策导向也好，他一明确了，然后下边所有的声音跟他一致，这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你如果要看主流的话，奥巴马上来之后释放的就是，官方的正式的信号几乎全是积极的，但同时美国他有他的难处，他有他的各种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这些集团说实在的，美国政府他也不能够摆平，而且美国政府首先要为美国的利益服务。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在我们看上去好像跟我们要去的那个方向不太一致的声音，包括一些动作，完全是正常的，包括比如这次在达沃斯其实应该说有些共识还是有的，比如说所有的不管是政治家，还是企业家，都认为不合作，这次难关是过不去的，就是合作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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