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理达 周慧兰

　　美国人靠贸易保护应对危机？

　　 《21世纪》：2月10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8380亿美元经济复苏计划。在此之前，美国国会就方案的额度和内容争论不断，主要有哪些方面分歧？

　　 金灿荣：首先是党派利益之争。原来的8190亿美元方案在众议院投票时，是严格按照党派界限区分的。到了参议院就稍微复杂一些，但基本上也是按照政党界限来投票的。共和党人强调减税，把钱留给老百姓；民主党人则强调大规模的基建投资，由政府主导拉动需求。这可以看作是政党的争议或意识形态的争议。

　　 其次是自由贸易之争。方案中关于购买美国货的条款，在众议院版本里比较强烈，而参议院版本则稍显柔和。一部分人认为这一条款太过短视，长期来看有损美国人的利益；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起码对于眼前救急是有好处的。但是，参议院版本中除了美国货条款外，还加了一个美国人条款，要求银行在裁员的时候必须先裁外国人。

　　 三是地区之争。基础建设投到哪，哪里就能增加就业，所以各个地区的代表要争这一块大饼。

　　 《21世纪》：美国国会众议院1月28日通过的总额为8190亿美元的新经济刺激方案中规定，构成经济刺激计划主体的基建项目，包括联邦建筑和学校，除极个别例外，将禁止使用外国进口的钢铁材料。而之后于参议院讨论的文本，则要求所有经济刺激计划项目，必须使用美国制造的设备和商品。如何评价这一条款？

　　 胡国成：这显然是一种带有强烈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政策。其主要背景是美国危机比较严重，失业率上升比较快——已经接近8%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病急乱投医。美国国会内部现在倾向于解决短期问题的人比较多，着眼于长期问题的比较少。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虽然这只是美国政府在经济危机时所采取的一种临时性措施，但不管怎么样，越是危机时期越要防范贸易保护主义。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老大，它这样做的示范效应很强，如果大家都跟着这样做，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就要往后拖了。

　　 金灿荣：现在国际上对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非常担心，当众议院通过了美国货条款以后，加拿大、欧洲和日本都出现了批评的声音，所以，到了参议院之后，它就变了形，有报道说是软化，实际上不是软化，而是变得更有技巧了。

　　 例如，在钢铁项目上，现在的规定是不排除与美国有条约关系的国家，这一改变缓和了美国与那些批评声音最大的国家的关系。但是，像俄罗斯、中国、印度这些国家还是被排除在外。实际上，美国的低端钢铁都是从中国进口的，中国是对美国出口钢铁最多的国家。倘若它不分青红皂白对全世界一起制裁，执行起来就很困难；倘若只集中在几个国家，推行起来则相对容易。所以，这么修正以后，方案的可行性增强了，对中国的伤害也变得更为现实。

　　 当然，现在仅仅是议案，执行当局还有一定的灵活性，所以我们还有一定的谈判空间。最大的可能是美国同中国、俄国、印度进行一对一的谈判，我们也要求豁免，跟它交换条件。

　　 《21世纪》：今年1月份，美失业人数高达近60万，全国失业率已飙升至7.6%。美国国会参议院2月6日在经济刺激计划中加入一项议案，限制接受政府金融救援资金的美国银行雇用外国员工。该议案是否可能促进美国的就业增长？

　　 汤敏：就业是和宏观经济走势密切相关的，并且是受很多复杂变量影响的。贸易保护会不会促进就业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国在开放之前，可以说就是实行非常严格的贸易保护。为什么那时会有那么多知识青年下农村呢？为什么那么多农村人只能留在农村，而没有农民工流动呢？根本的问题是就业不足。我们自己的沉痛教训说明， 保护主义与封闭经济根本不能创造就业，连城市青年的就业都创造不了，更不用说农民工了。美国1929年大危机时，保护主义使得衰退更为严重，也是很好的例子。

　　 市场越开放，通过劳动分工，能够给人们更多体面并且有效的就业。国与国之间，根据各自的生产结构，实现优势互补，这种格局对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尽管目前面临的危机日趋严重，但我认为，大规模的保护主义、大规模的封闭市场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对于美国来说，如果不用中国产品，在短时间内不能实现替代和自给自足。全球贸易市场形成了之后，这样一种倒退和回流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21世纪》：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各国从全球联手转向了贸易保护主义，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张宇燕：从人性或民族性的角度看，当面临危机的时候，个人或群体首先想到的是自保和自救。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从美国目前的时局看，奥巴马新政府上台以后，面对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人们最期待的就是政府的行动，期待能够在短期内可能立竿见影的“急救药”。如果政府的政策同时伴以能够打动人心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或隐或现地为自己的危难找到一个外部渊源，则效果通常会更好。

　　 当然，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的抬头，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美国的经济状况比之前的预想的更糟糕。我想这大致是一部分美国决策人士公开倡导贸易保护主义的基本动因。在这样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目前的所作所为其实是顺理成章的。其实谁都清楚，尽管贸易保护主义从短期来看会有一些效果，但以邻为壑长期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

　　 金灿荣：现在拯救危机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国际合作、二是各国自救。去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G20会议上有一个承诺，各国至少一年之内不推出任何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但是，后来一些国家开始偷偷摸摸地搞贸易壁垒。此外，每个国家都推出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但从目前来看，无论是国内的经济刺激计划还是国际合作，好像都比较空，于是大家就有点失望，失望之后就本能地通过自己能够掌控的力量，如政府采购，来重点扶植本国产业。这体现了人的本能与观念进步之间的某种平衡。

　　 汤敏：我没有这么悲观。把现在的形势看作是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是错误的判断。从全球范围来看，有没有一些贸易保护主义？有。但那是大潮流中的小支流。现在的学者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主要是担心它进一步扩大。到目前为止，美国的议案中的贸易保护主义，还没有真正成为一种政策，还只是一种可能性。这里面贸易保护可能更是一种政治噱头，或是一种政治手段，是为了博得更广泛的支持，更容易得到批准。

　　 全球化的世界陷入“囚徒困境”？

　　 《21世纪》：如何评估美国出现贸易保护主义苗头的影响？会不会引发连锁反应？

　　 张宇燕：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流行，为全世界开了一个坏头，这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可以想见，其他国家一定会在抨击美国的同时又以此为由而追随美国，随后各经济体之间会以某些方式实行报复。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由于拒绝合作，人人为己却又人人受损。

　　 如何走出这种“囚徒困境”呢？首先是要把道理说清楚。其次是要创造机会让各国决策者坐下来谈判。理性的沟通和交流是遏制保护主义蔓延的有效方法。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还是利益协调，因为危机对不同个人、群体和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贸易政策是国内利益集团博弈的均衡结果。

　　 关于经济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我还想补充两句。经济学家熊彼特曾讲过，大萧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次冷水浴。冷水浴让人觉得很难受，但它对人的健康和成长有好处。除了字面意思，这句话还有这样一种含义：经济危机其实是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另外，在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世界中，独自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其利益也未必一定受损。大量进口以本国货币计价和结算的物品与服务，对一个经济实力足够大、处于快速成长期、金融体系尚未完全开放的经济体而言，很可能是使其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或关键货币的机会。

　　 《21世纪》：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国会在1930年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将2万多种进口产品的关税大幅提高，引发了各国纷纷效仿的贸易战，加剧并延长了当时的经济萧条。如何遏制目前各国“以牙还牙”的报复性贸易壁垒，以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胡国成：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想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表现得更为强烈而已。历史上几乎每次出现比较严重的危机时，美国国内、国会甚至联邦政府都会出现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表现最为彻底的就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当时联邦政府，特别是罗斯福，坚决主张暂时切断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很多联系，把自己保护起来。

　　 但那时的情况和现在不同。那时美国有钱，1929年美国经济早已经位居世界首位了，而且它并不主要依靠对外贸易。1929年的危机从美国开始，迅速蔓延到其它国家和地区。罗斯福政府当时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废除金本位，禁止黄金出口；二是取消自由贸易，实行高关税。这些措施对于当时的世界贸易的确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它对于美国自身还是有好处的，它把资金、黄金都留在国内，有助于解决后续政策的资金来源问题。

　　 现在的情况不同，美国没钱，它实际上是靠别的国家购买美国国债来支撑的；而且美国的问题也不是由贸易逆差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以邻为壑、设置贸易壁垒的办法，虽可解一时之急，但在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浪潮当中，已经不再是一个好办法了，既阻碍全球的自由贸易，对美国自己而言最终也是得不偿失的。要避免1930年代大危机时期世界贸易的可怕状况再次发生，各国必须共同维护国际贸易原则，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汤敏：我认为不会重复发生这样的悲剧。即使目前的危机演化为大萧条，也不是因为贸易保护主义造成的。全世界的政府和经济学家经过了1930年代的教训，大规模的贸易保护主义不容易死灰复燃的。而且，这么开放的世界，想封闭回去也不容易。真正要执行贸易保护，是有高昂成本的。如果美国对中国实行壁垒，中国也会实行报复，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这样的贸易制衡当中，市场会有一个平衡。我们不必过于紧张。

　　 金灿荣：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人们会本能地求助于贸易保护主义。但是，现在的情况和1929年相比，条件还是好一些：一是大家的观念在进步，知道不能以邻为壑、各扫门前雪，这样对谁都不好；二是国际制度变了，现在有WTO这样的国际组织，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三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依存度比以前高得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所以，我们既要看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危险，也不要过分担心，保护主义现象可能会抬头，但不会成为一种潮流。

　　 比贸易保护主义更严重的威胁

　　 《21世纪》：如何评估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言论对中国的可能影响？中国应该如何化解误解和分歧？

　　 张宇燕：我国去年的GDP大约是4万亿美元，出口总额是1.4万亿美元。从统计数字看，我国的出口无论是相对值还是绝对值都很高很大。去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是2700多亿美元，占我们出口总额的约1/5。可想而知，美国贸易保护政策一旦付诸实施，对我国的出口企业势必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

　　 在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保护主义的抬头而影响信心。出口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固然重要，但其重要性也不能被无限制地夸大。和只计算增加值的GDP不同，贸易总额的计算过程中含有很高比例的重复计算。比如说我国计算机出口额中就包含了高额的进口部件成本。有研究表明，尽管中国出口总额占到GDP的大约35%，但从净值的角度看，我国的净出口只占GDP的7%-10%。如此看来，国际市场萎缩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也就不像通常认为的那么大了。保增长的关键还在国内。

　　 中国能否在世界经济衰退潮流中独善其身，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能否适时地创造出足够大的国内有效需求；二是我国受到危机冲击的企业能否实现创新。

　　 汤敏：比保护主义更严重的威胁，是美国等国家把金融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中国等东亚国家的高储蓄率，并以此为借口在国际贸易中以及汇率问题上胁迫中国。美国如果大张旗鼓地搞贸易保护主义，全世界其他国家都会提出抗议。但这种危机根源论是针对中国一国或者包括中国在内的少数国家，很多别的国家会作壁上观，甚至帮腔。对高储蓄率这样问题的辩论，专业性非常强，似是而非， 一般的人都似懂非懂，有一定的迷惑性。尽管目前这种论调已经趋于平缓，但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如果没有中国和其他国家主持正义的学者进行反击，任由这种错误判断通过媒体传播，有可能就变成一些人心目中的当然真理。

　　 现在就要针对这种情况进行及时的反驳，鼓励学者、民间舆论对此进行一番讨论。真理越辩越明，加上媒体的传播，公众会逐渐产生正确的认识。当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应该是有理、有力、有节的学术探讨和观点争鸣。而且，还要用别人看得懂的表达方式，最好是用他们所认知的理论、模型、分析方法。用他们使的矛、去攻他们的盾，才有说服力，效果才好。

　　 《21世纪》：中国作为出口依赖型的经济体，应当如何调整，防范贸易保护主义？

　　 汤敏：首先，我们要有信心，中国的产品在国际上是有竞争力的。因为我们很多的出口产品都是基本需求品。短期内订单大量转到其他国家，可能性不是很大。尽管目前订单减少，出口量下滑，很可能是在消化库存。一旦库存卖得差不多了，或者是市场有希望复苏的时候，很多订单还是能回来的。现在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帮助出口企业渡过难关。

　　 其次，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做内功，进行产业升级。随着工资、原料价格不断增长，生产成本不断增加，我国的出口产业和企业应该即时升级换代，趁市场低迷，进行市场调查、管理升级和产品研发等等，化危机为机遇。但是，这些都需要钱，国家要有一些特殊政策来帮助这些愿意进行升级换代的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当然，现在保障就业、扩大内需的当务之急，还是要帮助中小民营企业完成转型。真正能够大规模解决就业的，还是这些中小民营企业。

　　 最后，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可能会失去一部分产品的出口市场。由于美国的超前消费要减少，储蓄率增加，美国总体的消费会下降，对于一些产品的消费会减少。一部分出口市场失去了，就要大力开发国内市场。出口企业也要抓住国内需求增加的机会。

　　 胡国成：不管美国是否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之下，它对中国的进口肯定都会减少，而且会减少很多。今年我国面临的一个任务是经济结构调整，应该趁此机会下大力气把结构调一调了，不能过分依赖出口。现在我国扩大内需的政策相继出台，这是非常正确的政策取向。当然不会一时见效，因为市场的培育并不是一两天甚至一两年就能够解决的，它需要整个结构逐步地转变。

　　 从中国政策的关键点来讲，我认为扩大内需最需要做的是增加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及时出台减税政策。其次，从整个消费行业来看，房地产市场是关键，因为它能够拉动的产业链是非常长的。现在房地产市场发展很畸形，房价那么高，大多数人买不起房子，房地产市场还怎么发展？目前政府采取政策发展两限房、保障房市场的思路是正确的，只有让大部分人买得起房子，才有可能带动其它消费。总之，我认为刺激消费的政策可能比投资的效果要好，比如家电下乡就是一个极大的市场，政府补贴13%，等于用一块钱带动七块多钱，这比投资的效果要大得多。关键是落实。

　　 金灿荣：现在很多言论说以后要靠内需驱动，我觉得应该走内外需平衡的发展战略，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另一个极端。原来我们比较倚重外需，忽视内需；现在外需受阻，也不能因此就放弃。我们争夺到这片市场是非常不容易的，还应当继续保持和扩大，同时调整发展战略，走内外需平衡发展的道路。

　　 我们还可以积极开拓世界其它地区的市场。欧、美、日已经是成熟市场了，虽然容量大，但大家都在争夺。特别是在这些成熟市场碰到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另辟蹊径。例如，石油生产国和新兴市场国都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把这些市场做好，可以部分地弥补欧、美、日市场份额的下降。

　　 还应该借助这个机会搞行业升级，出口高附加值的产品。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中国从贸易大国升级为投资大国。

　　 中国还可以在应对危机中，加大国际经济决策的发言权，特别是定价权。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是三个层级的竞争：最低级的是产品，高级一点的是技术，最高级的是标准。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产品竞争方面已经做得相当好了，市场占有率非常高；技术竞争方面略差一点；最差的是标准竞争。中国没有定价权，从而形成一个价格逆趋势，中国人卖什么什么东西就降价，买什么什么东西就涨价。倘若我们能够借助这次金融危机，争取到公平的待遇，把产品定价权拿到手，长期来看是受益无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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