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1966年，当“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开始的时候，市场经济对于中国还不是一个十分久违的事情。至少30岁以上的人，多多少少都有市场经济的直接生活经验和经历，至于经济学家、知识分子甚至共产党高官，不乏受过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和训练，也不乏对现存经济制度的思索、怀疑和批评。但是，经过连番的政治运动，被批判、被压制，任何经济改革的思想萌芽都得不到发育和成长。人们被单一的思想所控制主宰。因此，当中国经济改革时代轰然来临时，才发现改革的思想资源如此匮乏，必须借他山之石。所谓他山，主要是那些经历、反思、改革过斯大林模式的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对中国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前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他给中国带来了早期经济改革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时间是1979年年末。

　　布鲁斯，1921年生，曾任华沙大学经济学教授、波兰计划委员会经济调查司司长。1955年担任政府经济改革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了1956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

　　第一次在中国官方和学界推出布鲁斯关于集权和分权模式理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刘国光。那是1979年7月下旬在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的座谈会上。而向布鲁斯发出来华讲学邀请的，是经济所另一位副所长董辅秖。他在牛津大学访问时，结识了布鲁斯。

　　经济所的赵人伟和吴敬琏作为董辅秖的助手一起接待布鲁斯，赵人伟全程陪同。

　　1979年最后一天和元旦刚过的3-5日，社科院经济所四楼会议室挤满了人，布鲁斯在这里讲东欧经济改革的经验及其对中国改革的意义。事先，赵人伟准备了一份问题清单，提交给布鲁斯。布氏极为赞赏。它是铅字油印出来的，我见过那份夹在蓝色油墨纸中白色衬纸上的问题清单（见附录）。

　　赵人伟的问题是当时中国经济学家的思考，从中可以窥见改革理论是从哪里起步的。

　　布鲁斯讲，经济决策有三个层次：宏观经济决策；企业决策；家庭决策。苏联和东欧有三种模式：苏联模式、匈牙利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布鲁斯倾向于只在宏观层面集中，企业和家庭层面采用非集中的匈牙利模式。1980年后，布鲁斯又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分为四种模式：军事共产主义模式、集权型模式、带有被限制的市场机制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希望人们了解，客观上并不存在一种完美无缺的理想模式，要尽可能选择利多弊少的模式。

　　在东欧经济学家中已经有了这样的共识：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政治改革靠撤换领导人解决不了问题，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而经济改革往往因为触动某些当权者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他们的反对。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人民大众的态度和反应非常重要。

　　三十年前这席话，如今听来也是真知灼见。而当时的中国经济学家和改革者，激情燃烧，还远远顾不到这个层面。

　　此前，人们把改革理解为一种政策调整。布鲁斯说，经济改革不是个别政策上的改变，而是从一个系统变到另一个系统。他提出的“分权模式”，和孙冶方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模式非常相像，这不免令中国经济学家感到亲近。赵人伟陪布鲁斯去看望患癌症住院的原经济所所长孙冶方，两人谈得投机。孙冶方当场对布鲁斯说，我们派赵人伟到英国去向你学习。两年后，赵人伟果真成行。

　　布鲁斯强调要一揽子改革，不能零敲碎打地单项改革。他还说，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必须先做必要的调整才能进行改革。

　　布鲁斯所主张的经济改革，是引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市场机制是完成计划的工具。这种思想师承号称“市场社会主义”之父的另一个波兰人兰格。兰格是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社会主义论战”中的一方代表，对方的一位主将是哈耶克。兰格在1936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放到了一起。他主张由计划机关模拟市场，在国有制下，引用竞争力量改善经济运行效率。哈耶克曾以《社会主义的计算》三篇雄文，论证兰格模式在现实中行不通。吴敬琏评价说，“这场争论一直在理论讨论和改革实践中回响”。直至晚年，兰格还致力于研究控制论和计算机在经济计划上的使用，不改市场社会主义的初衷。而后来的布鲁斯，则摒弃了用市场手段增强计划经济的想法，转向完全的市场取向改革论。

　　赵人伟等将布鲁斯的讲话整理出来，报送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中国科学院，政协，各大军区；发到重点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宦乡热情接待布鲁斯，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也出面和他交流经济改革意见。尽管他们分明知道布鲁斯还有一个身份——持不同政见者和流亡者，却还是如此礼待、聆听。今天想来，也不能不赞叹当时高层领导的气度和胸怀。

　　身为经济学家，布鲁斯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担当。是他，在1965年站出来支持一封号召党和国家实行真正民主的公开信；是他，在1968年3月，支持学生游行，被免去华沙大学教授；是他，在当局随后清洗犹太人和修正主义者中，被禁止发表文章，然后于1972年，流亡英国。后来，他担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和圣安东尼学院的客座教授和研究员。布鲁斯于2007年故去，时年86岁，至死没能回到祖国。

　　不能略过的一位人物是曾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林重庚先生，他与布鲁斯早就相识。1979年，林重庚的弟弟林至人在牛津师从布鲁斯，他热情接待了来访的董辅秖，从中协助促成了布鲁斯来华。林重庚说，布鲁斯对于波兰本国经济改革的实际影响有限，但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决策者和多数经济学家都还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大框框，而是想在计划经济中增加市场机制的作用，所以，请东欧的改革经济学家来讲学是很自然的事情。另外，东欧的改革经济学家都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背景，中国人听起来也比较容易懂”，赵人伟这样说。

　　需要提及的是，在布鲁斯来访前，中国对于东欧的破冰之旅是去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曾在1963年中国《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占有一席，即三评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978年11月23日到1979年1月20日，以宦乡为团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在同马克西莫维奇院士等座谈时，主人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有很多地方是从你们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那里学来的，是他的一些思路给了我们启发”。这时，出现了一个戏剧性场面：宦乡指着孙冶方说，“这就是孙冶方”，一阵惊喜，南斯拉夫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纷纷起身，同孙冶方握手，表达崇敬之情。谁为师呢？更像是遥相呼应的英雄所见。不同的是，中国有个毛泽东，那里有个铁托。第二年，1979年10月，马克西莫维奇做了回访，成为首位来访的东欧经济学家。两个月之后，来了布鲁斯。

　　如今，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兰格、布鲁斯的故乡和整个东欧遭到了摒弃。经典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复存在。改革不仅超越了兰格，也超越了布鲁斯，兰格没有机会看到，布鲁斯看到了。

　　顺便提一句布鲁斯的幽默。于光远曾提出一个公式：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生产+按劳分配)，他问布鲁斯能不能这样加，布鲁斯说，只有伟大的人才能把复杂的事情用一个公式来概括。他自己不是伟大的人，因此对这种加法不敢发表意见。

　　对于改革的必然性，布鲁斯说：“许多国家的经济改革都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失败，那些支持经济改革的人一再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分子，改革的要求仍然不断地冒出头来，就像一个讨厌的人从前门被撵了出去，又从窗口爬了进来一样。这说明经济改革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

　　附录

　　就经济改革问题向布鲁斯教授提出的几个问题

　　（一）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大体上有多少种？这些模式各有什么利弊？你认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哪一种模式更值得我们作为经济改革的借鉴？

　　（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如何利用市场机制？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机制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机制有什么区别？对西方经济学界有关 “市场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和两种社会经济制度“聚合趋同”等说法应如何评价？

　　（三）企业的自主权扩大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如在计划、资金、物资、劳动、价格等方面，应给企业多大权限，才能使企业独立自主地处理问题，又不致于造成全社会的盲目性？从东欧的经验看，有没有一个大体的理论界限和数量界限？

　　（四）经济改革的步骤有没有一定的规律性？采取什么步骤比较顺当？特别是改革应当怎样起步？我们这里有以下几种看法：（1）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2）从组织公司即扩大公司的权限开始；（3）从调整税制和物价开始；（4）从改革计划体制开始，即从减少指令性指标入手。根据东欧的经验，从哪里着手比较合适？

　　（五）成立公司以后，公司与企业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公司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应如何调节比较好？特别是政府应如何领导或指导公司的经济活动？成立公司后工业城市的经济应如何组织和管理？

　　（六）对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应如何看？实质是什么？彼此的关系如何？

　　（七）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否应该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苏联和南斯拉夫有完全不同的评价，你认为哪种看法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

　　（八）对苏联1965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和1979年的改革新决议应如何评价？

　　（九）南、匈各国经济都比较重视市场机制，但都存在消费过度、通货膨胀、外贸逆差、外债增多、赤字预算等通病，应如何解释这些问题？如何克服这些毛病？

　　（十）为什么苏联、东欧各国都存在基建战线过长的问题，虽然经过改革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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