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黄丽珠

　　美国次贷问题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得人们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更为关注。化解外部经济的冲击以维持经济的内外均衡，已成为中国当局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新年伊始，国际上一些主流媒体在做2009年预测时，既有中国仍将是世界经济“发动机”的评论，也有“中国模式必将终结”的言辞，但对中国经济前景担忧的声音比以往强烈了许多。在日前在京召开的“2009首都经济学界新春论坛”上，与会专家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及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势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专家们一致认为，对中国而言，国际金融危机固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冲击，同时也暴露出中国经济发展中自身的许多不完善与缺憾。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有关当局的广泛关注。

　　◎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的调控政策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吴军认为，由内需不足而引致的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应该说是源于经济结构的不合理。经济结构包括的面很广，如部门结构、收入结构和价格结构。从内需不足的视角分析经济结构，主要矛盾应该在于“三农”问题：农业不发达，造成农民的贫困，又导致了农村的落后。农民和农业的实际生产需求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差距非常大。从中国的情况看，长期以来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体制改革滞后，使得我国的农业经济至今为止尚未纳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还处于“小农经济”的范畴。因此，要扩大内需，最大的市场潜力是在农村，最主要的经济结构问题是城乡的制度结构差异。应致力于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与市场化，改“农户”制为“农场”制，实现企业化经营。把农民和农业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要求，也是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

　　同时，吴军提出，按科学发展观的思路，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处理好稳定与增长的关系，减缓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考察我国30年来经济膨胀与衰退的循环，原因固然很多，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松”、“双紧”的交替是主要因素之一。目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财政与货币的扩张政策，对于在短期内“扩内需、保增长”可能会产生显著效果，但由此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是否会引发新一轮剧烈的经济波动？可以说，尽管目前通货膨胀不是经济的主要矛盾，但这方面的压力还很大。如果政策的扩张力度过强，是否有可能会引致“滞胀”问题，这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研究。

　　◎ 对2009年财政政策要领的认识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提出，展望2009年，国民经济将在继续下行的过程中得到国家扩张性宏观政策向上“托举”的调节，总体的经济运行政策导向鲜明地表现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同时亦应注意促进改革，把短期调控与中长期的发展、改革结合起来。

　　一是在总量上与货币政策配合呼应，适度扩张，给突遇寒流的经济增温供暖。2009年的预算安排中，将较大幅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和增加赤字规模，在这方面我们不论从名义指标来看，还是从实际公共部门负债的综合考量来看，都还具有足够运用的安全空间。政府“反周期扩张”将在带来市场主体跟进、形成回暖的运行拐点之后，再“功成身退”。同时考虑到我国财政收入增长态势已有明显转变，财政困难显现，我国财政已进入“过几年紧日子”的新阶段。

　　二是运用支出政策积极优化结构，区别对待，大力强化经济、社会的薄弱环节和增加有效供给。对于与“三农”有关的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化的基础条件建设；交通与能源、原材料方面的重点建设；贯彻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建设；支撑改进基本民生的各类事项；支持走创新型国家道路的项目和投入；以及灾后的重建，都会成为加大投入力度的重点。这些将会以乘数效应扩大内需，改善企业预期，提升经济景气，消解“矛盾凸显期”的一些突出矛盾。这种政府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的“供给管理”在我国需要长期注重。

　　三是实行结构性的减税和税制改革，为市场主体和社会成员提供宽松条件与结构导向，并服务于长期的市场建设和机制转换。这方面已确定的代表性事项，减税首推增值税转型，消费型增值税可以更好地使企业积极承担市场投资主体角色，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加快企业技改、升级；出口退税和房地产有关的税收，也会酌情向宽松方向作适当的动态调整。“燃油消费税”已于1月1日平稳出台。另应积极研究对资源税作出较大调整的可操作方案，因为PPI重回低位对此提供了时机，而这种举措可通过资源税杠杆促使各方更珍惜地使用资源，并开发有利于节能降耗、集约开发利用资源的工艺和技术，从而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

　　四是将与多方协同配合，积极推进调动市场潜力的政策性融资。这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中，政策性融资工具除积极运用贴息外，还可以更加多样化，积极地更多运用BOT、信用担保、政策优惠贷款等方式，支持“三农”、中小企业、经济增长点和创新活动。

　　此外，贾康强调，在今后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调控的同时，对于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也应积极推进。

　　◎ 反思当前金融危机下的中国隐患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导师吴念鲁教授就此提出五点反思：

　　首先，我们外贸的依存度过大。当前我国外贸总额约占GDP的68%，出口占了35%，净出口拉动GDP在20%以上。这样的格局形成了中美经济的特殊关系，中国提供劳务和商品供美国人消费，美国支付信用美元，中国又用各种金融资产换回美元，这加大了我国货币的投放和通胀的压力。巨额的外汇储备使我国丧失把资金用于发展生产的机会，一旦这一生产消费链出现问题，将严重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

　　其次，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核心技术，以及出口地区结构必须调整。我国出口企业仍有不少属于“三来一补”性质，产品出口附加值很低，没有核心技术、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出口40%以上集中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这样的结构十分脆弱，必将影响对外贸易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第三，“走出去”和“引进来”很不匹配。目前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高达近8000亿美元，他们已经渗透到我国各个领域。有的享受了超国民待遇，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只有1000多亿美元。而且本土化程度低，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比例相对较弱。不符合利用外资的双向流动，不利于实现国内外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

　　第四，我国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中发挥一个经济大国和强国应尽的责任和作用。我国应在国际组织中扩大话语权，参与制定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为建立一个公平、公开、透明的世界经济新秩序作出不懈的努力。

　　第五，金融机构市场开放是否有序，是否危及金融产业的安全。当前大型银行引进的海外战略投资者纷纷套现。我们应以平常心看待这一事件。但我们也应认真总结战略投资者可以起到的作用和可能带来的弊端。对外资持股中资金融机构有没有法律障碍，要不要制定法律障碍；另外，我们如何扩大与完善资本市场，是否真正掌握了市场的定价权，这些问题需要谨慎对待。

　　对此，吴念鲁也认为，现在扩大内需首先应改变城乡二元化结构，加大对农村的民生工程、生态环境的投入，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科技等投入，使农民提高素质、增加收入，这才是实现拉动内需的根本。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郑良芳教授提出，我国要避免发生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国家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好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平衡问题，必须要解决好所有企业特别是占我国80%的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积累与工人报酬的合理分配问题。目前，我国积累和消费之间存在着分配不合理的问题，积累比例过高，消费比例过低。仅就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比例比较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比例大大高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1978~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递增达15.7%，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递增仅为7.2%，特别是我国1.3亿农民工资报酬每年增长幅度极低。如果，国家宏观调控部门能采取立法和有效的经济手段，让所有企业在每年的盈利增长中能切实保证对职工报酬相应的合理增长，也才有可能防止经济危机周期性的发生，也才有可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增长由外需为主转向由内需为主。

　　◎ 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为经济理论工作者价值实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认为，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下，在中国经济面临着重大转折的关头，用我们传统的理论、思维和方式来解析中国经济，来为中国经济献计献策已经不够了，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学适应中国经济的转变来一场革命。革命的方向包括三方面：

　　第一，增强创新性。用一些创新的理论，创新的思维和学说来剖析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第二，增强务实性。更多地聚焦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来找出路，这样可以切实丰富我们的经济学本身。

　　第三，经济学的综合性特别重要。这种综合包括两点：一是研究中国的问题，已经不能局限于某一学科，需要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有机结合。二是要从多视角、多领域的综合分析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对外经贸大学邱兆祥教授在此次论坛的总结性发言中提出，经济学是一门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并具有很强实践性的科学。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不仅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素材和养料，也为经济学的广泛应用——指导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实践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

　　凯恩斯认为：“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没有正确的经济理论，就不会有成功的经济实践。中国的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大都十分关注现实经济问题，大都有着强烈的参与感和责任感，大都有指点江山经世济民的抱负，能以研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难点、热点问题作为自己的职责。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中国需要更多能够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方面的专家，专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及焦点问题。

　　邱兆祥强调，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正在加大，中国经济正面临本世纪以来最严峻的困难和挑战。严峻复杂的经济发展形势，既为中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也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施展才华、实现报效祖国和人民的价值追求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经济学家也必定会为解决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从而为促进中国经济进一步持续向前发展作出更多、更扎实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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