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重庆购房退税政策出台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一片雾里看花的矛盾信息冲击从官方网站消失了。这一戏剧性的变化非常生动地反映了曾经拥有强大谈判能力的房地产业在目前的情境下在话语权方面的弱势，也反映了这一行业的两个属性之间的冲突对立——基数庞大的群体努力向公共事业的方向拉，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业努力向经济支柱的方向拉。还有人士尖锐地指出，这件事显示了中央和地方的博弈——这么说或许有一点根据，重庆市对媒体“国务院叫停购房退税”的提法显然十分敏感，不仅认真地纠正说“只是国务院有关部门过问”，而且打算召开新闻发布会以正视听。

　　 这就是房地产业的不能承受之重。有的人希望它做上帝，有的人希望它做恺撒。它做不到让人人满意，于是就得遭受鄙夷的目光。

　　 那么到底是谁错了？好像都没有。你要是认为房地产政策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那么公共政策就是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调查表显示的70%的人认为购房退税其实是便宜了富人的观点就得被政策支持，因为毕竟对于没有购买力的多数人来说他们得不到这个优惠，从公共财政渠道享受购房税福利的机会也因为这项政策被剥夺了。你要是认为地方财政和经济发展离不开房地产业，那么政策向房地产业倾斜就是合理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仅是重庆，许多地方政府都有自行扶持的政策出手，或至少有这样的冲动。保证经济增长，保证就业率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正是因为这层考虑，中央部委对起初18城市的救市行为默然许之。

　　 房地产业既做不了上帝，也做不了恺撒。它只是政策的接受方。中央的政策一点也没有含糊的地方，“保持房地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发展而不是限制，是这个政策的主语。所以问题其实是：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健康和稳定的。

　　 既能保持对财政的贡献率，又不至于因为价格高昂限制了民众的其他消费能力而影响扩大内需，就是健康稳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讲，政策在民意汹涌的房价问题上，与民意相通；在财政的贡献率上，与地方政府相通。怎么平衡民意与地方政府和房产企业之间显而易见的态度分歧？那就是让房价按照市场规律自行调整。你觉得保持高房价仍能保证赚钱，就高着；觉得扛不住了，就主动降价以求突围。

　　 在目前交易量根本上不来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是想方设法介入还是静观其变？至少目前看不要过于积极。过于积极不仅不利于政府的民本形象，而且未必能对刺激房地产市场起到正面作用。现在的情况是，任何叫做救市或托市的政策出台，市场的反映都可能是下一步会有更大举措，并因此坚定了持币信念。同时，政府也要意识到，在消费者与房企的眨眼睛比赛中，谁完胜对于经济增长都不是好事，也不利于中央政策的落实。作为最终调节者，地方政府要做的是保证对立双方没有人惨败。政府不是选手，而是裁判，这一点应该坚定。

　　 必须指出，由于高房价——并非完全出于房地产商的主观结果——而被迫背负上道德十字架的房地产企业，在目前的咬紧牙关阶段，不要陷入无益的口水战中以使得整个行业都受到负面冲击。而对于掌握话语权者来说，也需要有中立者的素质。对房企的社会责任感的怀疑和指责，其实是忽视了企业的基本任务：先能生存，继而发展，才谈得上社会责任。对于国民收入与惊人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也不宜以国际标准衡量，可利用土地和人口基数的严重不均衡，决定了中国房地产业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也导致了房地产业在繁华背后的市场不成熟。不成熟的标志就是供应者和需求者互不信任，地方政府的干预方式也不纯熟。

　　 金融危机对于各方是一堂成年教育。在重重博弈甚至恩怨中，培育一个健康稳定的房地产市场，必须先培养供需双方的互相信任，形成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方向一致、便于协调的共治。庞大的刚性需求是房地产市场成熟的可靠基础，公共服务品的适当调剂是市场成熟的必然补充，中央和地方财税比例更加合理是政策一致的前提。

　　 回到重庆购房退税的事上。当前尤其要注意政策反复引起的市场猜测。对于急迫的经济增长和保证民生这两个根本任务，这都是额外的、不必要的成本，不利于积极政策的最终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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