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已遭到美国卸任财长鲍尔森(Henry Paulson)的指责，称中国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而他刚上任的继任者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更是火上浇油。在最近提交给参议院的书面证词中，盖特纳使用了“汇率操纵国”这个可怕的标签，表示中国有意地低估了人民币。这可是个份量不轻的标签，布什政府几年来都设法避免使用这个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宪章的规定，汇率操纵是被禁止的，可以当作实施报复性贸易制裁的理由。把注意力放在汇率上是错误的。用不着指控人民币汇率低估，也可以将全球收支失衡和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同样，全球经济要摆脱危机，走上更加平衡的发展道路，实现这个目标也不取决于人民币汇率。政策重心应该放在刺激中国消费上。在危机到来之前，刺激消费的需要已经浮现，只不过现在的危机把这一需要放大了。从2001年到2007年，中国和美国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成功地实现了低通胀下的高增长。要了解中国经济政策到底有多成功，只需按照国际惯例计算一下中国的实际增长率，即用名义增长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就可以看出来。这样计算的结果显示，中国前一轮的经济放缓在2000年触底回升，当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3%，但此后迅速实现了两位数增长，而且这一速度保持了7年。虽然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通过国企精简、住房私有化和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但2001年才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至关重要的一年，因为中国在这一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像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经历的情况一样，中国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但中国尤为与众不同的是，在2000年储蓄率开始增长之初，中国的储蓄率就已经处在38%的高位。此后储蓄率飞速攀升，到2007年高达51%。在解释中国高储蓄率时，有一系列因素经常被提到：人们需要自己为退休做准备；需要自己为生病、工伤或者失业做防范；需要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由于没有专门的信贷市场，需要自己为购买大宗消费品或者自主创业积累资本。不过，尽管这些因素能够解释高储蓄率，它们无法透彻地解释，为什么在生活变得更加稳定，金融系统功能更加丰富的时期，储蓄率仍然大幅飙升。储蓄率上升可以用一个关于储蓄的标准经济理论来解释，这就是弗兰科?莫迪加里亚尼(Franco 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这个假设认为，人们把现在的收入分配到一生各个阶段来消费。这意味着，首先，任何超乎寻常增加的收入都会被人们存起来以备将来之需，导致现阶段的储蓄高于正常比例。由于只有处于工作年龄段的人可以从收入快速增长中获益，只有这部分人才会增加消费，而已经退休的人则按照他们以前较低的收入来安排消费。其次，这个假说暗示，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上升，会导致储蓄率上升。在这两个方面─非同寻常的高速增长和劳动力人口比例膨胀，中国储蓄率上升都符合假说的预期。换句话说，中国储蓄率上升与汇率没有关系。储蓄率上升影响到中国的国际收支。国民储蓄中没有用于国内投资的部分被投资到了国外。要支持资本外流，出口必须要超出进口。从2000年到2004年，中国储蓄率上升的同时，国内投资也同步增长，所以储蓄盈余或者说贸易顺差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稳定在2.0%至2.5%的适中水准。2004年，中国政府担心经济过热，采取措施控制投资支出，使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增大。在此后几年中，随着投资继续受到控制而储蓄继续增长，贸易顺差开始飙升。在美国方面，资本流入开始时产生了通缩压力。资本不仅来自中国，还来自其他各发展中国家和石油出口国。对美国资产的需求上升使美元面临升值压力，美国商品的竞争力下降。如果没有采取控制措施，美国经济可能已出现动荡。但格林斯潘主持下的美联储实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预防了这种情况，其措施就是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低利率。创新的金融工具引发了信贷扩张，加强了流动性，也为美国经济助了一臂之力。这两者结合起来促进了财富积累，从而刺激了美国的消费需求，使经济保持增长。由于上述原因，美国和中国经济在很长一段时期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美国通过低利率政策和金融创新使这个趋势得以持续，而在中国，趋势的延续得益于汇率稳定和经济体系的不断改革。中国干预外汇市场，实行资本控制和利率管制，这些政策其实与绝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没有什么不同。要实现汇率和金融市场完全自由化，需要非常先进复杂的经济制度；即使有了这样的经济制度，也不能保证不会发生危机。在新兴市场中，汇率是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杠杆，经济过热的时候可以通过货币升值加以控制，经济疲软的时候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增长。事实证明，中国自2005年开始推行的人民币渐进升值策略是有效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使通货膨胀受到控制。不过，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出口，对国内消费的依存度不够。这是一个事关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长期问题。解决之道在于将财政支出用于消费，尤其是用于中国投入明显不足的医疗保健和教育。鉴于现在外部需求疲软不振，可以在国内实行强力刺激政策，而不会出现由于面临经济过热危险而可能需要通过货币升值来应对的情况。所以汇率可以维持在现有水准。如果中国的财政刺激政策能够成功地将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恢复到2003年的水准，同时使投资比重保持在2004－2007年的水准，则中国的贸易顺差将会消失。在盖特纳的书面证词中，值得肯定的是，他强调了中国刺激消费的重要性。今后，他最好继续坚持这个观点，而不要再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说那种话。而在中国，医疗保健与教育支出上升意味着将来对医疗设备和教育援助的需求会上升。这说明，美国可能最好的策略是与中国着重就知识产权保护和允许各种创见更自由地流动进行谈判，以更好地发挥它的比较优势，而不是基于对人民币汇率的错误评估而发动一场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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