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比张明大三岁，皮肤黝黑，身材魁梧，高中毕业后在当地一家汽配厂打工，2005年开始外出闯荡，辗转于湖北、东北、广东各地，贩过蔬菜，做过建筑，此后一直在各地桥梁工地做焊接。2008年11月，当失去工作的张明投奔过来的时候，这对亲兄弟已经4年没见面了。

　　兄弟两人的境况都不好。随着工厂倒闭，越来越多的失业者来到工地，包工头分派给张军的工作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只能闲逛，张军和张明最终决心离开这个伤心地。

　　12月13日上午，当2174次列车驶过武汉长江大桥后，家乡已经近在眼前了。张军、张明和列车上几乎所有人都打起了精神，喧哗声、嬉闹声在整个车厢此起彼伏。张明、老林各自点上一支烟缓缓地吸着，望向窗外。张军则开始洗脸、梳头，让自己显得更精神抖擞一些。11点30分，经过漫长的19个小时颠簸后，2174次列车终于停在了湖北枣阳破旧的火车站内。

　　张军在这个县级市内拥有一套房子，那是6年前在亲戚鼓动下东拼西凑买下的。房子在邻街的一处破旧楼房的五层，从外表看这个七层小楼早已年久失修。张军家里的陈设十分简单，一台老旧的康佳电视是最主要的电器。2008年初，张军曾计划好好干一年，买一台冰箱和一台电脑，现在，这些计划显然要放弃了。

　　进门的时候，张军的妻子鲁萍正忙着做饭，5岁的儿子张启卓一下扑到爸爸怀里。鲁萍身有残疾，以前和张军是汽配厂的同事，在一次机器事故中失去了一只手，现在在枣阳一家纺织厂工作。这天上午，鲁萍刚刚领到700元钱—这是她3个月的工资。

　　坏消息是，鲁萍的工厂也由于没有新的订单已宣布歇业停产，员工放一个季度的长假。这基本意味着她也失去了工作。

　　沉重的家庭负担早已让这对夫妻的生活捉襟见肘，而今却更是雪上加霜。儿子目前一个学期的学费是500元，张军本来希望2009年让他上一所好的小学，但由于夫妻都是农村户口，需要交纳3000元的借读费。张军的岳母和他们住在一起，但却是位精神病人，也需要陪护和照看。这些不菲的开支冲淡了张军回家的喜悦。

　　张军外出打工的时候，家里全靠鲁萍一个人料理，不仅要照顾孩子、老人，而且还要上班。即使是最节俭的预算，每个月花费也在600至700元。按照张军的想法，自己每个月的收入必须在1500元以上，否则生活不可能有希望。

　　“压力太大了。”张军告诉《环球企业家》。虽然只有30岁出头，但他看起来就像是即将被生活压垮的中年人了。

　　张明的处境并不比哥哥轻松。由于长年在南方打工，张明在城里没有住所，必须回农村与父母一起住。从枣阳市区向东南40里，便是他们的家乡陈升镇罗寨大队。中午时分，在通向家里的一条土路上，张明的父亲张明礼早已驾驶着手扶拖拉机在这里等候儿子归来。

　　张明的家在村庄尽头，一黑一白两条狗在门前徘徊，低矮的围墙让土黄色大门略显颓败，周围田地里是一捆捆倾倒的棉花秆。兄弟俩出去打工的时候，家里的十多亩地全部交给张明礼耕种，这个家庭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就是那台手扶拖拉机。4个月前，张军的母亲在高处拣鸡蛋时不慎摔了下来，脊柱摔断，现在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

　　院门口左右两侧是两间耳房，一个用作厨房，另一个是张明父母的卧室。在这个狭小的只有十来平方米的空间里摆着一张床和一台17寸的似乎总也看不清图像的彩电，床上的被褥凌乱地堆在一起，光线黑暗，潮湿冰冷。

　　张明的妻子两个月前就回到了这里，父母特意腾出正房给张明夫妻居住。为了庆祝一家人团聚，张明礼狠下心花1000元买了一头猪准备过年。

　　“不打工了，虽然回家也能坚持一段时间，但我的压力其实更大。”张明说。他已经不愿留在农村了，觉得自己已经完全不适应农村的生活。他最大的压力是攒够钱在城市买一套房子，这是所有人对他的期望。

　　种地致富在这个鄂西北的贫困镇仍然是不可能的。在罗寨大队，40多户人家散落在周围的几个丘陵地带，全村200多人共有300亩土地，人均土地1.6亩左右，这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大部分年轻人不得不外出打工赚钱。

　　张明礼说，家里共有10亩地，每亩年收入接近1000元，其中成本就要占一半，一年种地的收益只有约5000元。如果张明夫妻在家务农，就意味着5000元要养活4个人。

　　这天下午，张军的舅舅过来串门，知道张军也失业了，有点失望。“你还想赚多少，搞来搞去，连个鬼都搞不到！心太野了。”舅舅骂他。张军不想争吵，声称明年若找不到好工作，500元一个月也干。而仅在1年多前，因为熟练劳动力短缺和劳动法规的监管加强，中国产业工人的工资还在不断提高。

　　土地的希望

　　曾经意味着人生全部的农村世界，在张军张明兄弟两人的眼里已经不可避免地缩小了。回家后的第二天，张明的主要活动就是陪三岁的女儿玩，他似乎乐得在家里休息整个冬天，待到春节后再去北方打工。“在农村能做什么呢？我和大哥都不会种地，过些年家里的10亩地我们准备出租给别人。”张明说。

　　这的确是一个现实难题。陈升镇属丘陵地带，地理位置十分偏僻，交通不便。目前，整个陈升镇没有工业和任何一家工厂，农民均依靠土地为生，主要作物是水稻、棉花和小麦。“镇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00万，需要国家每年拨款1000万补贴农民并支付公务员工资，你可以想象这边的工商业是多么不发达。”陈升镇财政所汪克昌告诉《环球企业家》。在这个约4万人的小镇上，90%以上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汪的儿子就在深圳富士康集团上班。

　　留在土地上的耕作者几乎是清一色的中老年人，他们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十分有限，倾向于自给自足，无法支撑年轻人创业。“我是攒了一部分钱，有不少工作经验，但用它在农村做生意，风险还是太大。”张明认为，继续外出打工仍然是最现实的选择。

　　不过，目前已经有1/3的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提前回到了家乡，接近5000人。21岁的胡兵是其中一位，两个月前，他因玩具厂破产从深圳回来，每天的生活就是四处闲逛。他告诉《环球企业家》，虽然在城市里见过很多新事物，也有很多新想法，却不敢实施—几个月前，镇上新开的一家溜冰场倒闭了，一家拉面馆经营不到半个月也撤走了。

　　和胡兵一样，众多返乡农民工目前典型的生活状态是，每天三五成群，一起打麻将、吃饭、上网，或者骑着摩托车四处闲逛。最流行的事情是考驾照，争取学得一技之长。“我们仍准备外出打工，赚多赚少总能比种地赚得多些。”胡兵说。

　　不过，这些年轻人归来已经让陈升镇在潜移默化中有了些新意，甚至潜藏着许多生机勃勃的迹象。在镇上惟一一条不足1000米的街道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营业厅和代理点林立，正推出最新的促销措施。TCL、海尔、海信、创维、美的等中国家电品牌也在这条街上建立了专卖店，希望借助家电下乡扩大农村市场的销售。饰品店、女子护肤店、婚纱影楼、太阳能热水器专卖店、小型超市等城市生活的影子已经出现。而镇上仅有的两家网吧正出现前所未有的火爆景象。

　　对于这些沾染了浓厚城市生活气息的归乡的年轻人来说，除了继续外出打工外，选择留下，或许能成为改变中国农村面貌的一个新契机。他们带回来的新消费需求和生活方式，将创造出更大的商业机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守英认为，解决返乡农民工问题的可取方法，一是让部分农民工进入城市定居，二是中央与地方拿出资金加强农民工培训，转变工业布局，支持农民工留在当地创业、工作。

　　2008年12月14日，国家发改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央新增1000亿元投资将主要投向农村，加大农村的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一周之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重庆考察农民工返乡情况时表示，要增加对农民工培训的经费，培训的目的就是就业，必要时就业可以根据不同工种适当延长不同时间。

　　地方政府针对农民工返乡的扶持措施也在迅速酝酿。张军、张明返乡当天，湖北邻近的江西省出台了“做好返乡农民工就业和接续社会保险关系”的若干措施，在全省开展免费技能培训，建立返乡农民工信息登记制度，举行大型农民工就业招聘会，提供自主创业小额贷款。

　　不难想象，未来可能在全国展开的针对返乡民工的政策扶持与引导，势必将改变许多人的选择。如果有更多年轻农民工可以留在农村，依靠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扶持与优惠，一个更为生机勃勃的新农村经济值得期待。

　　张军回到家乡的第二天，12月14日，他就开始联络湖北孝感的一位亲戚，将3000元钱汇给了对方，希望合伙做蔬菜生意。15日，他们的第一车蔬菜已经从孝感出发运往重庆，张军也在这一天出发前往孝感考察蔬菜市场。“听说重庆有大量农民工回去，他们肯定有蔬菜需求，只要每斤菜有1毛钱的利润，这个生意就能做。”站在萧瑟的冬日阳光里，张军说，他已经想好了两种选择，如果不再外出打工，就在当地做蔬菜生意，留在这个充满新希望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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