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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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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26
朱熹妍
“抱歉,除夕夜我们的包间已经预订满了。”
临近春节前的这一个月,北京城内餐馆的服务生们每天都不断重复着这句话。据不完全调查统计,除夕夜几乎所有的包间,只要开业的,都已被订满。
不仅大饭店如此,这两年在北京风行的私房菜四合院也被哄抢。
任经理是一家名叫 “楠烨棠”云南菜私房小店的经理。在元旦过后的一周内,楠烨棠的年夜饭就全订出去了,每桌的消费平均是1万元。北京很多这样的四合院私房小店,除夕夜的年夜饭都被预订一空。“一些客人并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任经理感叹。
事实上,虽然在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以及中国经济不景气的氛围下,很多活动都变得有些小心翼翼和谨慎,但过年,还是一件必须要“奢侈”的大事。
这个节日,按照中国的农历,才真正是新一年的开始。同时,这个节日,一直以来也与团圆、欢聚、相逢等词语相连,这些让人想起浓重感情因素的词语会让人决定,无论怎样,这顿年夜饭依然要好好吃。
回家
因为假放得早,在北京一家媒体上班的王一州(音同)已经稳稳当当地坐火车回了陕西老家。对于他来说,在北京混迹了一年,回家是没有悬念的。王一州一家子选择了在外面吃,他们家在当地的一家高档饭店里定了年夜饭。
为了讨个彩头,饭店要价是2009元。“这一顿,赶上我坐飞机坐个来回了,还是全价不打折的。”王一州感叹,为了节省,他放弃了三四折的机票。不过在饭店吃年夜饭已经吃了几年,他们并不想改变。王一州家一共五口人,除父母外,还有一个姐姐和妹妹。每年他们都和姑姑、叔叔两家人一起过年,这二十几口子在谁家都坐不开。
这顿饭的钱,向来是三家轮着出。去年是王一州家出的,今年他父亲认为还是应该由他来出,原因是各家经济都不好,自己是老大,应该多承担些。
像很多陕西人一样,王家的经济情况与煤市直接挂钩。姑姑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小型煤矿,而王一州家因为投资成为煤矿的小股东。前几年煤矿的收益颇丰,每股每年可分5毛钱的红利。但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附近的用煤大户就陆续停产,煤价持续走低,姑姑不得不将煤矿停产。这样,分红也成为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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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年都不好过,但是年夜饭毕竟一年只有一次。”王一州的父母早已没有工作,姑姑家的主要来源也是煤矿,煤矿一关,年夜饭上三分之二的人失去了最大的经济来源。不过,他爸爸已经吩咐了,过年在一起的时候尽量都不提这些,聊些高兴的事情——比如讲个笑话、说说见闻,或者表弟妹的学习,“我准备给他们讲讲在北京看奥运会的事情,毕竟我是全家惟一一个在现场看的。”
改变
“年夜饭就像个仪式,大家在一起谈谈今年,谈谈来年,这才算过了年。”决定过年不回家乡的刘义,将与几个朋友一起首次在北京,这个他们心目中的“异地他乡”度过除夕。
不用担心买不到票、不用担心放假太晚,还省下了旅费和逃不掉的压岁钱,刘义选择了一个比较节省的方法过年——他们预订了北京市东直门麻辣诱惑的包间,这个包间的最低消费是600元,价位较低、装潢时尚、菜品也比较有特色。红色为主调的装修让刘义很受用,“这比较像过年,红红火火嘛。”
目前,这家店所有的包间都已经订出,因为大厅不接受预订,服务员只能提醒对此感兴趣的客人们:六点之前来,尽量早点。本来,一个朋友曾提议去前门的全聚德烤鸭店,但是后来一问,包间早就订出去了,大厅倒是有,但是有时间限制,而且最便宜的也要1580元。
幸好刘义的决定下得较早,不然他们很可能订不到想要的位子。今年的年夜饭市场格外火爆,这让饭统网的订餐电话显得很忙。这家互联网餐饮服务供应商声称:截至2009年1月20日,今年年夜饭订单比去年翻了一番。离过年还有一个月时,就有媒体惊呼——“现在订年夜饭都晚了”。
这样的火爆,似乎与当下的经济相悖。但是这对刘义来说,正是形势所迫。因为不回家过年,他与妻子将节省近5000元的旅费和压岁钱。加上先前准备的,他们给双方父母的银行账户上各汇了5000元。“去年也给了这么多,今年其实蛮难的,不过不能让长辈感觉到。”而年夜饭的钱,刘义准备和朋友们实行AA制,按人头算。“让谁请客都不合适。”刘义微叹了口气,裁员、减薪、飘绿的股市让他们每个人都不轻松。
其实在北京过年,除了省钱省心,刘义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家远,以往刘义可以早走晚到,但是今年,刘义决定不再当出头鸟。他所在的公司,主营管理软件销售和服务,2008年业务下降了30%,很有可能裁员。
在北京,还有很多像刘义这样的外地人选择留下过年。当然,他们中间有很多是因为工作。
任经理也将在北京东四十条那家名叫“楠烨棠”的四合院里“继续工作”。除夕夜,这个260平米的四合院,将招待四桌客人:一桌军官、一桌留学生、一桌家庭聚餐,还有一桌老板请的客人。有一桌是现加的,原来是喝酒、喝咖啡的大厅。
店员们的年夜饭会在下午三四点吃。其他的都会和以往一样,“没办法,还是要做生意的”。
这就是春节,改变和坚持共存——年夜饭总是要吃的。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