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为标志，振兴经济进入第二阶段。相较于十大刺激内需政策出台时期体现出来的广泛共识和热情，第二阶段各方的态度不仅有拉开距离的迹象，并且一次次引起争论，这种意见冲突特别表现在房地产业和税收政策等方面：一边是京沪两市对于高房价喊“不”，另一边，合肥市政府的官员不仅带头买房而且喊出“买房就是爱国”的口号；一边是各界热议该不该减免个税、该不该发代金券刺激消费，另一边，有财政部官员说2009年已无减税空间，减税是馊主意；一边是以家电下乡、提高弱势群体生活补助寻找扩大内需的新支点，另一边，认为从效率的角度讲呼吁先补贴富人。

　　 在振兴经济的关键时刻积极表态不是坏事，这也是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的前提条件。而且，意见的活跃度在很大程度上也证明了社会活跃度。因此，意见的不统一有天然的合理性。其一，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角色决定了各自不同的立场。比如，京沪之所以对房地产市场态度从严，原因在于有更多的、与民意不脱节的产业项目可以作为保证经济增长的选择，而其他许多城市经济结构单一，可供选择的产业要少得多。对于减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则与各自的社会角色有关。

　　 其二，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迥异。在4万亿政策出台之时，“形势比想象的更糟糕”是从政府到市场的共同判断。然而，随着救市政策开始发挥效应，货币供应和信贷出现全面回暖；尽管出口呈现连续第二个月下降，但在出口退税率部分提高等政策刺激下，降速明显趋缓，资本市场也开始脱离外部环境的捆绑，表现出了一定的独立性。对这些信息的不同解读，导致了对今年经济走势的判断的对立：有的人认为，形势没有大的改善，今年将面临严重考验。有的人认为，形势已在好转，下半年通缩的威胁将被解除。判断的对立导致了对政策面态度的对立。

　　 其三，刺激经济措施对现有利益格局产生冲击。在政府主导投资的第一阶段，政府不但获得了经济增长的保证，而且在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下，也获得了新的收益手段。但在扩大内需为主的第二阶段，刺激消费意愿只能通过政府先让利的方式实现。印花税减半、出口退税率增加、提高个税起征点、暂免利息税等等，都是政府向企业、消费者、投资者让利的表现。这种进程越深入，将遭遇的消极情绪就可能越大。

　　 今年上半年是振兴经济的关键时刻，面对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意见，需不需要形成牢固的共识以渡时艰？答案是肯定的。在方式方法上的认识不同，不能成为不要和衷共济的理由。特别是政府部门，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对于振兴经济的进程，对于我们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具有关键作用。这也是最高决策层多次强调要统一思想的主旨。

　　 怎么统一共识？就是必须意识到这一次刺激经济不仅是防止经济通缩的应急举措，更是一次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善社会财富分配的战略行动。它不仅是一次经济革新，也是一次社会改革。限制企业增长的因素要去除，限制居民财富增长的因素也要去除。这是一项工程浩大的大课题，仅仅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并不能提供满意答案。比照70多年前的罗斯福新政，是通过“劳动关系法”、“社会保险法”和“税收法”的颁行，消除了强大的对抗力量，稳定了社会对于前景的预期，同时也完成了对旧式资本主义的升级。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政府主导投资已经产生效益的时候，要特别防止效益的不可持久性。持久性来自民众对未来的信心，来自具备更加强大的购买力。这需要政府有一个更具战略性、更加明晰的布局。

　　 目前的种种争论，对错难以厘定，或许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战略盘子。有了这个盘子，不仅有利于消弥争论，而且可以提供新共识形成的基础，更可以提供振兴经济计划完胜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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