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2008年回顾：中国经济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剧烈变化，全球金融危机持续恶化，与全球经济紧密关联的中国经济遭遇了外部环境＂过山车＂般的巨大波动。同时，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和＂5·12＂汶川大地震，也让持续了五年两位数高增长的世界最大新兴市场感受到了意料之外的压力。与动荡的国际国内形势相对应，2008年中国宏观调控政策转变幅度之大，史所罕见，其经验和教训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从年初提出＂双防＂（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到年中转变为＂一保一控＂（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再到9月的＂保增长＂（即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以及11月的＂保增长、扩内需＂，再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基调被完善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调控主题和任务的剧烈变化，凸显出2008年中国经济的非常态性。2003年以来新一轮高增长期，在2007年达到了11．9％的ＧＤＰ增长顶峰。经济偏快增长带来一系列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使得2008年年初的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由偏快转为过热的危险。特别是对外依存度过高带来巨额外贸顺差，造成外汇储备迅速增长，货币对冲造成市场中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化＂严重，股市和房市开始出现较大规模调整。这样的现实宏观经济背景，导致货币政策方向从＂适度从紧＂调整为＂从紧＂。中央确定了2008年的宏观调控任务：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并将ＣＰＩ调控目标设定为4．8％。为此，实行强紧缩政策，上半年，央行在2007年10次基础上，又连续5次提高存款准备金，回收流动性，同时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恢复实施严格的＂窗口指导＂的信贷规模控制，收紧银根。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引爆，美联储紧急启动了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试图把危机压制在萌芽状态。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大幅降息、加速地美元贬值直接催生了商品市场的泡沫。国际油价、铁矿石等初级商品的价格暴涨，令美国以外的世界感受到巨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特别是承载着全球制造业的中国等新兴市场，原料价格的暴涨也改变着实体经济的行为，中下游企业基于通胀的预期开始大量建存货，上游企业开始搞销售控制囤积存货，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通胀压力和存货投资过热。特别是8月份，中国的ＰＰＩ涨幅高达10．1％。这些因素让宏观调控执行部门不敢轻易放松＂从紧＂的政策，并启动了快速人民币升值试图抑制通胀。然而，另一个方面难以预料的困难接踵而至。年初南方地区遭受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袭击，年中部分地区又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尤其是5月12日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汶川大地震，对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造成了较大冲击。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汇率的大幅升值，使得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空前的压力。此外次贷危机不断深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开始逐步显现，沿海地区开始出现大面积中小企业倒闭。这一情况无疑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7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来到山东青岛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此前，7月初，温家宝总理曾分别在江苏、上海和广东进行调研；4日至5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广东调研；6日至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浙江调研；3日至5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山东调研。决策层密集调研让＂从紧＂的政策方向越来越淡化。在外需回落、利润下滑、房地产市场反向调整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固定投资也开始出现下滑。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为26．4％，处于近8年来的平均水平，但是，如果考虑到10％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半年的固定资产实际增长速度不到17％，是近8年的历史最低水平。7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了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任务：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即＂一保一控＂。货币政策开始微调。首先，央行在此不久后公布的货币政策取向时，不再提＂从紧＂字眼。8月初，央行又调增了全国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5％，对地方性商业银行调增10％。随后，为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担保难问题，央行又决定从9月16日起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以解决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短缺问题。然而，形势恶化却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料。美国金融危机在9月中旬全面恶化，并迅速波及到全球实体经济，重创投资和消费，进入4季度，西方主要经济体先后陷入深度衰退。中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经济上行动力正在逐渐削弱，而下行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消费增长在达到12年来最快增长速度之后很难进一步提高，而实际投资增长已经跌落到10年平均增速水平之下。此外，中小企业倒闭潮开始向大型企业扩散，罕见的农民工返乡潮和部分企业的裁员现象也说明了企业的经营面临困难。虽然政府及时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但随着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和中国主要出口市场经济出现衰退，外需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11月中国进出口额惊现负增长，其中出口下降2．2％，进口下降17．9％。中国此前最近的一次出口负增长是在2001年6月。工业生产开始快速跳水，领先指标显示经济加速恶化。11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下降7．49％，统调发电量同比下降7％，创下近年来最大跌幅。11月份轿车销量仅522800辆，同比大幅下降10．3％，结束了10月份的短暂反弹。此外，11月份ＰＭＩ大幅跳水5．8个百分点至38．8％，新出口订单指数大幅下降12．4个百分点至29％为有史以来最低。这些指标均预示工业生产进一步低迷，出口面临大幅下滑压力。一周后公布的11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下滑至5．4％。1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同时公布了今后两年总额达4万亿元的庞大投资计划，明确要求＂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两周之后，央行宣布大幅度降息1．08个百分点，调整幅度创11年之最。12月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会议要求，中国各地区、各部门均快速启动和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四季度1000亿元中央投资已大体落实到项目，这些项目在今后两年中大约需要4万亿元投资，据发改委测算，大体可以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此外，地方政府扩大内需的投资计划相继出台。短短一个多月间，全国地方政府投资计划额度超过18万亿。2009年展望：挑战与机遇同在1、三大冲击－－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如果说2008年是中国经济十分困难的一年，2009年或许是中国经济更加困难的一年。至少短期趋势是非常明确的。三大冲击使得中国经济面临通缩和硬着陆的风险。一是＂去存货化＂成为2008年10月份以来中国工业急剧下滑的主要动力。实际上从2007年开始，中国经济就在经历一场大规模的存货积累过程。根据雷曼分析报告，从2007年初开始到2008年上半年，按照生产法计算出的ＧＤＰ增长率一直大大高出按支出法计算的增长率。换句话说，国内的生产供应一直远远大于经济中的最终需求，其差额反映了存货的积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引爆，美联储紧急启动了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试图把危机压制在萌芽状态。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大幅降息、加速美元贬值直接催生了商品市场的泡沫。2007年下半年以来通货膨胀与通胀预期的不断攀升，促使企业囤积存货、尤其是原材料存货－－因为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越早购买原材料，企业可以节省越多的成本。这一状况在2008年1月份发生了50年一遇的严重雪灾以后，进一步加剧。雪灾的发生使得交通瘫痪，导致运煤困难，缺煤又导致了缺电，缺电则使得很多重工业企业尤其是冶炼企业减产，进而导致了原材料的普遍短缺。国内生产生活资料价格的猛涨在当时又与全球商品价格的猛涨同步，从而引发了一轮恐慌性的原材料囤积。正是类似的存货囤积，人为地夸大了去年以来最终需求的强度，促使企业尤其是上游的原材料生产企业过度地扩大生产。这种恐慌性的原材料囤积活动，使得几个月以前最为短缺的产品恰恰成为目前最为过剩的产品（比如煤炭、钢铁等原材料）。这是因为一旦发现存货已经过多或者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势头一旦停滞，企业就会停止购买新的原材料，而通过减少原材料库存来应对生产需要。这一存货调整的行为降低了对上游企业产品的需求，使得存货积累从下游企业的原材料存货转移到上游企业的产成品存货。以前上游企业一直脱销的产品在短短数月内就变为无人问津。实际上，一旦原材料价格开始下跌，下游企业还会变本加厉，尽可能地压低原材料存货，在需求下降，现金为王的时代，企业不愿意让存货继续占用大量资金，商品泡沫破灭也让生产商惊慌失措，急于抛售库存－－从而令存货调整的过程变得更长更剧烈，原材料工业生产的行为会被打乱，导致生产的急剧下滑。这个过程还会延续到2009年1季度末，工业生产增长的大幅度下滑的局面应该在2季度可望止步。二是出口负增长可能是2009年最为确定性的事件。出口的挑战在2008年年末已经开始显现，但到2009年大家会看到出口会有一个更加猛烈的下降。因为中国一半以上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的进口就是出口的先行指标。进口过来以后再出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进口增速从2008年10月份15％一下子掉到11月份的－17．9％，意味着2009年的1季度我们或许看到出口会掉得更快。11月份反映新出口订单数ＰＭＩ指数从年中的52．3％掉到了29％。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后，美国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防火墙被彻底冲垮，金融危机开始演变成经济危机，Ｇ3经济体先后陷入深度衰退，普遍认为欧洲的衰退将可能比美国更加严重。一则欧洲的金融业占ＧＤＰ的比重更高（高达28％，高于美国的20％和日本的19％），所以欧洲受金融危机影响特别大；二则欧洲的房地产泡沫还超过了美国，欧洲的房价面临20％左右的下调，房价的下调会引起居民的收入和经济的下滑；三则欧洲的出口大部分是向美国出口，美国经济下滑，对欧洲出口的绝对需求下降，所以欧洲面临的衰退会长于或大于美国。而欧洲是中国近十年来出口强劲增长的第一引擎。在Ｇ3经济体中，1998年至2008年期间中国对欧洲出口份额上升了6个百分点，而对美国和日本出口的份额同期分别萎缩了4个和9个百分点。欧洲因素的消失构成中国2009年出口重大负面因素。雷曼倒闭后，人民币汇率实际上重新回到了盯住美元锚状态。金融市场的动荡产生的避险需求，以及欧美金融机构＂去杠杆＂来修复其受损的资产负债表的操作，使得美元急升，人民币重新盯住美元，意味着人民币相对于美、日以外的所有国家的货币都在升值，若按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计算的人民币有效汇率自2008年9月以来升了8％。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升值对于一个出口占到ＧＤＰ40％净出口对增加值贡献达1／4的经济体，压力无疑是巨大。三是房地产部门的衰退成为2009年中国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房地产掌控着中国投资的钥匙。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块主体：制造业、房地产和政府基建投资，房地产是核心。因为房地产衰退深刻影响到制造业，不光是钢铁水泥建材，耐用消费品制造业受到很大的压力，家装、家电、汽车等等。而基础设施投资主要资金来源为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房价一跌，地价就不行，卖地收入依赖于房地产的繁荣。我们估计，房地产投资在2009年将萎缩20％至30％，很可能直接导致制造业投资增速将从2008年的30％急速下滑至个位数，如此，政府的2万亿新增基建投资也很难挡住整体投资的大幅下滑。2、房价调整或会加剧。房价是目前中国讳莫如深的话题，大多数专家公开的意见是中国的房价不会大降。从长期看，我也相信中国房地产的长期发展趋势还没有走到尽头，这一点跟美国不一样，美国近90％的城市化率决定了在泡沫破灭后，可能永远也回不到2006年的高点了。中国43％的城市化率（有效城市化率只有28％）是中国房地产的最大基本面。但由此产生的潜在需求如何变成现实需求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城市化进程、收入分配的改善、金融服务能力，更关键的是价格，脱节必然要产生调整。在我看来，衰退时期什么都不可信，唯有资产负债表最可靠。现在中国的地产商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几个月前的现金流撑不撑得住的问题了，而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这是资产驱动型经济衰退后不可避免的阶段。在市场繁荣时，资产中非现金比例很高，随着资产迅速膨胀，资产负债表变得越来越好看，过度负债的本质被深深地隐藏了起来。一旦市场进入衰退时，负债价值是不会掉的，但资产价值却迅速萎缩－－在硬的负债和不断下落的资产价格的双重压力下，资产负债表迅速恶化，企业负债甚至严重超出资产，因此，企业即使运作正常，也已陷入了技术性破产的窘境。地产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企业，表现得尤为明显。或许以前房价的变动可能在中国影响并不大，因为我们的会计规则是盯账面的，2007年与逐日盯市（Ｍａｒｋｔｏｍａｒｋｅｔ）的国际规则接了轨，股市、楼市开始狂涨，这个制度在这次危机中被证明是有问题的，既可能会把泡沫引进来，也把加速崩溃的机制引了进来。2008年3季度地产商负债率一般在65％左右，其大部分资产是土地储备，而且多是按照2007年高价评估的，按照目前地价被频频＂腰斩＂的现实，技术性破产是很容易发生的。国际的投资者对这一套显然是非常敏感，所以，香港市场的内房股现在普遍都在净资产以下徘徊。资产负债表的恶化意味着银行信贷对你关上了大门，如果你技术性破产，所有的债务人还会追着你还债，进一步加速你的死亡。所以在资产负债表危机的情况下，大多数企业自然会将企业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为＂负债最小化＂，在停止借贷的同时，将企业能够利用的所有现金流都投入到债务偿还上，不遗余力地修复受损的资产负债表，希望早日走出技术性破产的泥沼。因此，资产谁先脱手，谁先解脱，获得再生。现在不是利润少百分之几十的问题了，而是怎样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脱离苦海。只要有开发商率先降价套现，就有能力拿到未来大幅贬值的土地，率先改善它的＂资产负债表＂，并获得再融资的机会和发展的一线生机。期待地产商都挺着的结果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在经济学中均衡的结果往往是冰冷和严酷的－－如＂囚徒困境＂，如＂智猪博弈＂。房地产商永远不要冀望别人会与你一起挺着，共渡难关。政府也不会配合挺着，政府要保的是投资，只要土地能够卖出去，价格其实是无所谓的。去年各地拍卖的土地价格大部分较一年前缩水了一半。从目前的态势看，如果政策层面不能有效激活现实购买力的话，房价在2009年很难摆脱大幅下跌的趋势。3、政府刺激经济计划的成效关键在于带动民间需求。在出口不振、消费乏力的情况下，通过加大政府投资拉动经济是一个现实的选择。虽然政府支出不能代替市场需求，不能改变经济周期下行的趋势，但是，增加财政支出对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短期宏观效果还是比较明显，因为宏观指标是不核算效益的。能否使经济摆脱下降趋势，重新进入快速增长的通道，关键还要看这4万亿能否带动起民间的需求，即家庭消费和企业的投资，这显然不是政府投资所能解决的。资本密集型项目本身并不吸收多少就业，也就难以转化为真实的消费和购买力的提高，加上Ｇ3经济体陷入深度衰退，集中在制造业的私人投资一时半会也恢复不了。经过10年的大规模投资，中国基础设施的状况已经远非1998年可比，公共工程的短板远不如十年前明显，投资的边际效率已经大幅度降低。目前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只有1998年水平的60％左右。中国现在1个单位ＧＤＰ增量需要5个单位甚至更多投资来带动，等于货币进去了，产出的实际的物质财富越来越少。如果4万亿的政府投资不能促进既有的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模式明显变化的话，仅仅是为了减缓短期经济下滑，那么2010年后，中国经济还得看外需。4、力补民生欠账方能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过去十年全球经济驱动的模式是，美国人只做消费，中国人做储蓄和投资，中国人把储蓄通过购买美国债券回流美国变成美国人的消费，美国的消费形成中国制造的订单又演变成中国的储蓄。现在是美国人不再借你的钱来消费了，不再买你那么多东西了，意味着中国企业的过剩产能必须在国内消化，而中国的老百姓又买不起那么多东西。这是问题的关键。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不消费？是因为中国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真正的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如果没有一张社会安全网络，即便政府如西方国家那样大肆派发消费券，我们也很难看到中国人会不再约束自己大多数购买欲望。通过二次分配，将政府储蓄降下来，藏富于民，将民生的欠账补起来，医疗、教育、廉租房、城市轨道交通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加上去，才能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只有当消费者不再承担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花费的时候，消费者才会放心地增加消费。如此，内需起来，民间投资才能重新恢复，经济向内转型才有真的希望。在我看来，若4万亿政府投入都转化为如此，就算把赤字搞到3％（占ＧＤＰ比例）甚至更多一点也是值得的。5、比二次分配更重要的是初次分配。这是一个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问题，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一个经济体内部的分配结构。大家可以想一想，五年前，我们大概实现一个8％左右的增长速度，就基本上能稳住就业，而现在我们ＧＤＰ增长掉到10％以下好像就解决不了就业问题了，而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2％到3％的ＧＤＰ增长就能保证充分就业和社会稳定。为什么？这意味着，过去五年我们尽管实现了总量的超高速增长（令世界惊讶的10．2％的年增长率），但结构却出现严重问题。过去五年的超高速增长得益于重化工的超常规扩张，资本密集程度越来越高的的产业结构根本不吸收很多劳动力，制造业现在占ＧＤＰ的50％左右，但是带来的就业只占劳动人口的25％。因此，生产率的飞速提高无法同步转化为劳动收入的提高，也就难以转化为消费和购买力的提高，反过来就推高储蓄。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的方向，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政府和企业拿了越来越多的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国内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所以我们看到，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储蓄，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垮了，这个循环彻底断裂。重化工虽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加速，但把一个高达51．2％的储蓄率、43％的投资率的结构甩给了我们，把一个占ＧＤＰ8％的顺差甩给我们，把一个升值压力与日俱增的人民币汇率甩给了我们，把一个受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越来越强的中国制造甩给了我们。所以只要投资掉下来，增长速度掉下来，就业的压力就凸显出来，不脱离原有的轨道，我们要保就业、保增长就只能增加投资，别无他途，可能保得了一时但最终保不了一世。危机对中国造成了巨大冲击，是坏事，某种程度上也是好事，至少使我们理清了一些最近几年争论得似是而非的东西，中国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增长路径。越来越多的研究得出共识，支撑中国过去3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首要因素是中国在全球劳动力套利的优势，2002年整个中国制造业每小时的平均报酬仅达到0．57美元，即便最近几年涨了一倍，事实上也只是美国同期每小时报酬21．40美元的6％。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也是很大的。中国制造业工人每小时的报酬是墨西哥和巴西报酬水平的50％，是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即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水平的20％，而且只是日本和欧洲标准水平的6％。中国所需要的是劳动密集型增长，而不是劳动节约型增长。就业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实现这一目标的良方是资源向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倾斜，并支持其向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转型，而不是重化工，这两者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中国有最大的市场，最强的制造能力，但缺自主的知识产权、技术和标准、物流服务，这些领域我们完全有条件进入价值链高端的竞争。当然实现要靠改革，特别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加快深层次的体制改革的步伐，减少垄断、放松行政管制，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才能真正保住增长，保住就业。到那时，也许我们不再需要保九保八了，5％的ＧＤＰ增长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保持社会稳定。6、提升经济体的效率、释放经济活力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对抗经济衰退，并非一定要走造桥、修路、建机场基建投资拉动的老路，加快改革，提高经济体效率，这方面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可做。理顺价格，放松价格的管制，让政府从能够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让要素价格真正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产业都是内生于价格的，价格顺了，扭曲的产业结构才能调整过来。打破垄断，彻底放松行业准入门槛，大力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部门，如金融、能源、交通、电信服务等，形成竞争机制。这样民间投资才能启动，才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储蓄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经济体的效率才能实质性改善。大幅减低个税补贴居民，提高其忍受通胀的能力；增值税转型等等税制优化的措施来大幅降低企业税负，减轻企业成本的压力，并辅以财政补贴优惠等政策支持中小企业产业升级转型。财税制度要做根本性改革，增值税改为到流通环节的消费税，改变政府激励，从保证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彻底转型，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的转换。不是哪个地方投资多、烟囱多，哪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才多，而是哪个地方民生好，人民财富增加，政府的税基才能丰厚。政府激励变了，ＧＤＰ导向转向民生服务，政府才会真正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才会把配置资源的权力重新交给市场。改革土地制度，实现土地流转，使农民能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利益，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市化，对于启动内需消费有长期而深远的影响。总之，我们必须加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力度，彻底地告别旧模式，依据可持续发展的轨迹，探索深化体制改革，寻求新的增长方式，才是长远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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