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自力

　　日前，央行公布了2008年12月的信贷数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信贷猛增。当月，M0、M1和M2增速分别达到 12.7%、9.1% 和17.8%，分别较上月大幅增长3.6、2.3和3.0个百分点。其中，M2增速重回7个月 （2008年6月以来）高点，大大高于市场预期。当月新增贷款达7718亿元，创下了2008年1月份以来的新高，剔除1月份的特殊因素，这也是近6年来的单月增幅新高。

　　数据显示，在当月新增贷款中，居民新增贷款约为550亿元，新增贷款的主力为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达7160亿元。这说明，12月份的贷款增加额中，个人贷款变化不大，而响应政策号召增加的企业信贷投放量很大。其原因，一方面是当前存贷利差依然是银行盈利的主要来源，前几个月因央行信贷规模控制未完成的贷款，在央行政策信号出现明显变化后，集中在最后一个月的信贷投放中表现出来。由此也就形成了自11月和12月的信贷冲锋。

　　另一方面，在国家一系列保增长政策出台之后，受政策导向的影响，去年12月份各家银行均加大了信贷投放力度。截至11月末，正式公布的新增贷款额度总规模超过3000亿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视为央行降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等一系列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收到了一定效果。

　　至于能否以12月份新增贷款呈爆发性增长为依据，得出微观经济体对宏观经济的预期已经回暖，企业的经济活动开始增加，中国经济下滑已出现企稳迹象的结论，尚有待观察。

　　下调双率 既有必要也有空间

　　首先，全球经济衰退尚无缓解迹象，中国经济能否早于全球经济复苏和振兴，还需要看2009年这种贷款增长势头能否持续下去。客观地说，2008年12月信贷同比多增的7718亿元中，不排除在政府一系列刺激内需政策下，有银行争抢好项目而突击放款的因素。一旦银行对上半年低风险信贷投放完之后，下半年信贷很可能再度陷入停滞。因此，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防止可能出现的信贷“前热后冷”、流动性“前松后紧”的格局，央行仍有继续下调双率的必要。

　　事实上，12月份的CPI增幅很可能在1.8%左右，全年CPI增幅大约为6%。由于去年同期物价基数较高，以及非食品价格继续回落将主导CPI的回落，尤其是2008年12月19日起国内成品油价格继续下调，这将进一步拉低未来物价。而物价的持续回落为货币政策，特别是进一步下调利率提供了空间。但春节前是否会降息需进一步视国内外形势而定。

　　如果包括欧洲央行在内的各国央行近期内继续大幅降息来阻止经济快速衰退，而中国即将发布的2008年12月暨2008年全年数据又十分难看，则中国央行春节前很可能再起新一波降息，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出现这种可能的概率不大。这不仅仅因为美欧、日本等各国央行短期内几无降息空间，更因为温家宝总理在江苏考察工作时已表示，2008年12月的经济运行状况比预计的要好一些，一些经济指标有回暖迹象，一些企业销售开始回升，库存开始减少，用电量开始上升，尤其是近期的信贷增速过猛，加之节前企业大多数处于休整状态，使得央行选择春节前降息的可能性不大。但另一方面也预示着，由于最近信贷投放力度较大，一些银行的流动性可能出现吃紧，因此，春节后央行在适时下调利率的同时，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幅度会很大。

　　调节税收 大有可为

　　需要指出的是，我不太赞成一些人以为的，央行实施降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等一系列宽松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来得快，马上就会见效。事实上，在经济加速衰退、企业对未来经济看淡、生产经营活动和投资需求急剧萎缩时，即便货币环境再宽松，企业不愿贷、不敢贷和银行惜贷、慎贷也将成为一种常态。因此，当前应特别注意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收入政策等诸多政策的协调运用，其中尤其是调节税收，刺激经济，大有可为。

　　毫无疑问，2009年是财政十分困难的一年，不仅全国财政收入增幅将明显下降，同时支出压力也进一步加大。去年年底以来财政部先后出台了13项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仅增值税一项就将减少税收1230余亿元，据统计，各项减税政策造成减税规模将高达3000亿元。在财政困难的背景下，减税空间的确已经不大。

　　但应该注意，同样是调整税收、刺激经济，英国政府不久前推出的拯救计划就颇富创意：一方面，英国政府决定从2008年12月1日起大幅减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一年拿出125亿英镑以“还利于民”；另一方面，计划在下次大选后增加年收入超过15万英镑人群的所得税率，有人预计全英国因此会有1%以上的高收入人群将被加征7%的所得税。就在英国政府宣布这项拯救方案的当天，英国股市创下21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英国政府一“减”一“增”的经济刺激方案，没有简单停留在传统的从“从紧”到“从宽”，或从“重税”到“轻税”的宏观调控上。而是在大胆“从宽”的货币政策基础上，对贫富人群进行了相反方向的税收调节，从而增加了一般纳税人的收入，削减了富人的财富。一个崇尚高福利的国家，有完善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英国敢于如此，那么对中国这种不但社会保障体系极其残缺和脆弱，而且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早已超过国际警戒线，成为最严重社会问题的国家来说，不知此举是否有借鉴意义？

　　中国分配不公首先体现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目前尚存在着巨大的待遇差别。非国有企业在资源占有、资金分配、市场准入等方面处于严重劣势地位，在全社会形成“国进民退”的趋势。假如这种起点不公、竞争条件不公的现状继续存在，无论银根怎样放松，非国有企业的投资热情恐怕都将无法提振。所以，当务之急应该尽量缩小不同性质企业之间的初次分配待遇差别。

　　其次，在以工资为主体的收入分配方面，还无法依据各种要素的贡献来公平实现其市场价值。资本对劳动力价值的剥夺有加重趋势，弱势群体得不到足够保护，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结果导致中国中产阶层人群比重过低，居民整体消费能力较弱，储蓄率高居不下。基于此种情况，我们是否更有必要学习英国政府的做法：提高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降低普通纳税人的所得税？这样做的好处是：国家不用掏一分钱，就解决了居民的税收压力，也避免了货币的大量增印，为经济的稳定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此外，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曾提出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目前应该是落实这项政策的最佳时机。因为这对提振消费、刺激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中国，不合理、不合法收入者的神经已经麻木，而我们的政策不应麻木。诸如“遗产税、赠予税、物业税”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等等，限制富人的有效措施，是否到了应该实行的时候了呢？

　　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停滞不前，被称为“失落的十年”，但日本并没有出现就业危机和社会动乱。其原因就在于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社会各阶层相对均衡地分享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社会贫富差距不大，社会保障体系又相对完善，中国是否应该向日本学习些什么呢？中国既然已经决定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将30年改革开放创造的“中国式奇迹”继续延续下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那么呵护民生、保住百姓的饭碗，就远比修路造桥更重要。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背景下，如果人为地单方面地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很可能带来更大的产能过剩，使经济社会的转型更加困难，最终不可持续。只要让民众的生活好起来，切实分享到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即使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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