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同意启动第三代移动通信(3G)牌照的发放工作，一石激起千层浪。

　　 自2000年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ITU）递交将TD作为国际标准的提议获得批准，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在随后的八年时间里愈演愈烈。争论围绕多个问题展开。

　　 一是3G这项技术本身的市场前景。持肯定意见者认为，在国际上，3G相关技术早已成熟，市场也早已成熟，我国应该尽快启动3G运营，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持相反意见者则认为，国外现有的3G运营商以亏损居多，正是由于3G缺乏现实的需求和市场，使得高额的投入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回报，导致许多运营商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而中国在2G市场已经发育成熟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发展3G业务仍然存在悬念。

　　 二是TD作为一项自主创新，它的应用价值究竟如何。反对者担心TD技术与国际标准相比不够成熟，倘若无法产生规模效应，则无异于上了一个自主创新的屠龙术。赞成者则认为TD技术在国内研发多年，已然具备了与国际标准相抗衡的能力，与其建立几套不同的标准，不如统一采用国内自主研发的标准，这样可以大大降低专利技术的费用和基础建设的成本。

　　 三是3G对于拉动国内经济的意义。赞成者认为开放3G市场将每年增加100万个就业机会和1800亿元的GDP，这对于在衰退当中苦苦挣扎的中国经济而言无疑是一剂良方。反对者则认为3G投资涉及万亿元之巨，且政府的任何一项投资都可以在短期内达到拉动经济的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在市场需求仍待考证的情况下，3G技术助推中国经济是否有可能最终变成不可触及的镜花水月？

　　 “论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历来显得意义非凡，因为几乎每一次论战都伴随着一场重大变革的到来。而当此次变革被锁定在中国电信产业完成重组和政府刺激经济、拉动内需的时点之下，它所引发的遐想更加意味深长。3G对于中国而言究竟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时代，还是只是一个诱人的陷阱？我们尚无法给出准确的定论。也许，任何创新总免不了与风险形影相伴。

　　 透过3G在中国的发展，我们隐约可以洞悉中国电信产业艰难崎岖的变革之路。从一家独大到寡头垄断，中国电信业的市场化改革可谓一波三折。无论是1999年的一拆三（原中国电信拆分成新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卫星通信3个公司），2002年的南北分家（电信南方21省仍叫中国电信，原北方10省电信公司、网通公司以及吉通公司合并成立中国网通），还是2008年的五组三（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CDMA网、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合并、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及至今日推出3G业务的三套标准，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与较量让这场技术与产业领域内的革新显得不再那么纯粹和简单。折中与权衡往往周旋于市场竞争与维持垄断这两个天然的对立面之间，然而，中庸式的改革路线也许可以在短期内维持寡头之间的利益格局，但它距离公众所期望的公平的市场准入与开放的竞争环境却仍相去甚远。

　　 正当笔者准备截稿之际，获悉电信设备制造商北电网络已于1月14日向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破产法庭申请了破产保护，在全球信贷紧缩和销售下滑的背景下，残喘多年的北电成为全球第一家申请破产的主要电信企业也许并不让人意外，然而回想起北电当年挥金如土的扩张，以及它在3G乃至4G浪潮当中昙花一现的辉煌，今天的轰然倒下仍显得让人猝不及防。

　　 在各国电信产业日益走向开放的今天，“长江后浪推前浪”也许已然成为颠扑不破的市场铁律，然而，当中国备受关注的3G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之时，我们除了为中国第一次拥有了自主电信标准欢欣鼓舞之外，是否也应当为建立更为开放、使消费者享有最大福利的自由竞争的电信市场做好充分的准备。

　　 为探讨3G市场以及中国电信产业未来改革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本报特别邀请了李进良【信息产业部原电子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教授】、阚凯力【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张昕竹【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大塚裕幸【都科摩（北京）通信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本报予以报道，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200期。（周慧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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