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语

　　 于时语（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知名国际问题专家，《联合早报》特约政治评论员）

　　 以巴冲突的血腥升级，不仅成为重大国际危机，也对时时以维护人权为己任的西方知识界，形成尖锐的道德挑战。

　　 所谓西方，指的主要是欧美基督教世界。而西方知识界对中东以巴冲突的态度，与他们对基督教世界历史上长期的反犹主义的反省和罪恶感交织在一起，难免形成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心态。在这样的心态下，西方知识界对于以巴冲突的最主要历史根源——一个基本由现代移民组成的以色列在中东的“生存权”，常常是无条件接受。

　　 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殖民扩张，以及对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的长期压迫，以至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实际成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的集中营（梵蒂冈枢机主教也即“红衣主教”Renato Martino近日评论）或者大监狱（《波士顿环球报》年前形容），不仅成为刺激伊斯兰极端思潮的主要因素而威胁西方世界的安全，也日渐成为西方知识界的良知负担。

　　 但是西方知识界，特别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知识分子价值观的人文知识界，决不是铁板一块，除了左中右的分野，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还有更加明显的欧美地域区别。

　　 在欧洲，知识界的“巴勒斯坦观”如前所述受到反犹主义历史罪恶感的支配，而且历史上反犹罪孽越是深重的地方越是如此。实施种族灭绝的德国不用说，制造了德莱甫斯案件并且在二战期间有“通敌”参与迫害犹太人劣迹的法国，知识界对以色列的批判精神还不如英国。虽然从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到狄更斯的《雾都孤儿》都渗透了反犹文化，英国历史上的反犹劣迹远逊于欧洲大陆。尽管受到现代美国文化的强烈影响，英国知识界在以巴冲突上的“历史包袱”相对较轻，一个例子是2007年5月，代表十多万高校知识分子的英国大专院校联合会（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代表大会，以只有一票反对的绝对多数，通过抵制以色列的议案，以抗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压迫。

　　 顺便说一下，这里希腊人代表了欧洲的异数，他们不仅缺乏反犹罪恶感，反而有更强烈的被奥斯曼土耳其压迫的受害感，而犹太人正是协助奥斯曼帝国政权的“色目人”，是希腊独立革命运动的敌人。希腊因此是欧洲最同情巴勒斯坦的国家。

　　 总的说来，强烈的历史罪恶感并不能阻挡欧洲知识界对以巴冲突和巴勒斯坦人民困境的现实认识，特别是与美国对比，欧洲文化知识界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同情程度明显高出许多，并且反映在传媒报道上。一个特出例子是欧洲传媒通常直接会说有倾向性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而美国媒体则常常回避这一字眼，而代之以貌似中立的“争议领土”说法。

　　 但是美国人文知识界对以巴冲突的态度，却与欧洲有相当大的差距。美国历史上的反犹主义远逊欧洲，因此也没有像欧洲那样深刻的反犹主义负疚感。美欧知识界“巴勒斯坦观”差距的主要因素，非美国知识界巨大的犹太势力莫属。

　　 犹太人在美国知识界以至整个“上层建筑”中的崛起和今天的优势地位，除了犹太人的经济力量，确实是出于犹太民族出色的知识创造力和注重教育的传统。其具体过程，可以说开始于一次大战之后，越来越多的犹太知识精英进入美国常春藤名牌大学，最终成为美国知识界的主导力量，在新外来移民难以发挥的人文领域尤其如此。可以借与人文科学接近的经济学来说明这一点：诺贝尔经济奖的最新四名获奖人，全都是美国犹太人。

　　 美国人文知识界对以巴冲突的看法，因此与这一强大的犹太势力因素密不可分。犹太人精神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可贵的批判精神，美国犹太知识分子中出现不少以色列的尖锐批评者，麻州理工学院的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是个典型例子。

　　 但是不能不看到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具有强烈的族群认同，因此延伸到对以色列的认同，归化美国的爱因斯坦也不例外。更何况以色列开国领袖中强大的左翼工党和其他社会主义成分，除了获得前苏联的迅速承认，也对美国自由派犹太人有很大的感召。其他不说，近年来强烈支持以色列的美国新保守主义集团，便是从早先的托洛茨基分子蜕变而来。在不同程度上认同支持以色列的犹太人，明显代表了美国知识界犹太势力的主流。

　　 由于这一现实背景，美国知识界的“巴勒斯坦观”，决不是各持己见的平等“百家争鸣”，而成为实力对比悬殊的一场文化战争：一方是认同支持以色列的犹太主流势力及其盟友，另一方是形单影只的以色列批评者。令人钦佩的是后一方包括了不少犹太知识分子。

　　 这场文化战争的最好例子，无过于以巴冲突中心议题──以色列在中东的生存权。

　　 如果将以色列看成是“复国”，代表罗马帝国征服之后流散各地的“上帝选民”对“流奶与蜜之地”的历史诉求。那么今天的犹太人在血缘上是否是古以色列的后人大有疑问。有一种说法便认为长期主导以色列政治的欧洲Ashkenazi犹太移民，大多是8到9世纪皈依犹太教的中亚哈扎尔突厥人（唐代文献称可萨突厥，也是现代著名小说《哈扎尔辞典》的历史题材）的后代。

　　 更重要的问题，是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生存权，与巴勒斯坦地区原有居民的固有权利，两者不可得兼的现实。就以加沙地区为例，现有大多数居民，是以色列立国时驱赶出去的阿拉伯难民及其后代。今天哈马斯的政治诉求，不仅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生存权，更有他们回归以色列境内故土的权利。而允许繁衍至今已达数百万的阿拉伯难民回归，显然意味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末日。

　　 已故巴勒斯坦基督徒出身的萨义德教授曾经尖锐批评传统的西方中心观。欧美知识界很难接纳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的普遍看法：以色列的立国，是迫使巴勒斯坦阿拉伯土著居民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反犹罪孽“买单”。美国知识界的亲以色列犹太势力，为“论证”以色列的生存权高于被驱逐阿拉伯难民的回归权，因此不遗余力。

　　 以色列代表新来犹太移民置换驱逐巴勒斯坦当地居民的历史事实，是上述论证的一个巨大障碍。于是在1984年，出现了犹太女学者Joan Peters的新著《自从迥古From Time Immemorial》，其主要论点是近代史上犹太与阿拉伯人同时向人口稀少的巴勒斯坦地区移民。换言之，与萨义德以个人经历再三强调的历史过程不同，被以色列驱逐的阿拉伯难民并不是巴勒斯坦的土著。这本书一出版，便受到大批犹太知识分子的赞扬吹捧，一时洛阳纸贵，空前畅销，也成为否认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的“历史证据”。

　　 可是另一名犹太学者、德国纳粹集中营犹太幸存者的后代Norman Finkelstein，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论文中，通过详尽调查，结论《自从迥古》一书，根本是个“学术骗局”。Finkelstein的其他著作中，更披露从学界、传媒到好莱坞的犹太势力，如何建立了一个“种族大屠杀工业Holocaust Industry”，通过无穷无尽地反复渲染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的生存权之外，更从而制止世人对以色列压迫阿拉伯人劣行的任何批评。

　　 Finkelstein本人的际遇，充分显示美国知识界这场文化战两方的实力悬殊。乔姆斯基很早就警告他的观点会导致在文化学术界的困境，特别是主流学术杂志和“严肃学报”会对他封锁。就连普林斯顿大学，也迟迟不肯通过Finkelstein的博士论文。

　　 以支持以色列为己任的哈佛大学法学大牌Alan Dershowitz，发起了对Finkelstein的“学术围剿”。Finkelstein尽管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辗转才在美国DePaul大学获得稳定教职。可是在Dershowitz的无情围剿之下，同时出于对大学获得捐款的考量，DePaul大学于2007年拒绝授予Finkelstein终身教职，迫使他黯然退出了学术界，成为当年美国人文学界的一大新闻。事后Dershowitz在电视上得意洋洋地宣告：Finkelstein从此再也不能以大学教授身份，来宣扬“反以色列”言论。

　　 这样“断人学路”的围剿之外，美国学术界的“反以色列”人士还会遭到学术之外的麻烦，特别是财力雄厚的亲以色列势力发起各种迁延时日的“诽谤”官司，使收入有限的教授破财雇佣律师应付。密歇根大学的著名中东问题专家胡安·科尔（Juan Cole）教授就因为其“反以色列观点”，而受到过此类“关照”。

　　 这些事例充分说明，美国大多数学术界人士在以巴冲突上的一边倒，而缺乏欧洲学术界的相对“平衡”，除了真实的学术信念，还包括了大量的非学术因素在内。

　　 但是这一情形的可持续性日渐出现疑问。一方面是因为岁月的流逝，基于历史罪孽的“种族大屠杀工业”逐渐失效，而以色列的各种劣行越来越难以否认掩盖。更重要的是华盛顿在以巴冲突中一边倒，毕竟伤害到美国的长远利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沃尔特（Stephen Walt）与芝加哥大学的大牌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2007年出版的《以色列游说势力和美国外交政策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是美国知识界这一长远趋势的信号，尽管这两位学者早先同一题材的论文遭到美国学界的封杀而不得不在英国发表。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