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迪凡

　　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打乱了欧盟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如意算盘。

　　自“二战”以来，欧盟以“气候变化”议题为契机，首次拾回世界领袖的角色，力争将2009年设为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承诺减排的最后期限。

　　欧盟并以身作则，承诺了“3个20％”的目标，欧盟委员会早在2008年１月就制定了包括各成员国减排目标等配套措施在内的欧盟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

　　然而在2008年岁末，欧盟在通过自身的减排目标一揽子计划时却遭到了以“金融危机”为名，来自欧盟内部成员国的暗算。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将反对“危及德国就业和投资的任何措施”。

　　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也跟着表示，如果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将对一揽子计划行使否决权。

　　于是在2008年12月的欧盟峰会上，欧盟不得不对德国、意大利和中东欧国家作出让步，规定如果因为减排措施造成企业将生产迁至排放监管宽松的国家，欧盟委员会将视情况免费给企业提供更多的气体排放配额。

　　实际上，这个一揽子计划中规定的主要措施要到2013年才能够执行，彼时的金融危机恐怕已经结束了，利用金融危机来逃避减排任务才是其中真谛。

　　在遭遇了内部的不和谐后，欧盟也无法对其他主要工业国家产生影响。

　　如同此番在波兹南会议上上演的一幕，包括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挪威等“伞形国家”(从地图上看，连线形状似一把地球的保护伞)都在观望美国的底牌。

　　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在美国大选期间，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变成了“蓝色”（民主党的颜色）的海洋，连欧盟前外交委员彭定康也期盼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上台后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所作为。

　　然而对于美国内政的悲观情绪目前弥漫在气候变化谈判诸方间。

　　一方面，奥巴马曾全面阐述过自己的目标，即2020年排放减至1990年水平，2050年再比1990年的水平减少80%，同时清洁能源技术投资要达到每年150亿美元。

　　但是，气候变化能否挤进美国的立法序列，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确实，美国的立法成为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最不确定的因素之一，当下美国失业率已经达到7.2%，美国参众两院也以经济问题作为主要考虑提案。奥巴马将气候变化提案放在第三位，如此掐算，美国气候变化政策最快也要拖到2009年9月，再加上来自美国国会的阻力，留给奥巴马的时间非常的有限。

　　在另一方面，欧盟和美国从未放弃联手对华施压的愿景与执行欲望。

　　从波兹南会议上可以看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遭到欧洲、美国的质疑，换言之，发达国家要求将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界定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并借以设定减排目标，承担所谓的国际责任的呼声在向前迈进。

　　这一点违背了在《京都议定书》中，要求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户的发达国家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而发展中国家不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限控义务的原则。

　　奥巴马已经表明要在上任之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跟中国“好好谈谈”，丹麦作为哥本哈根会议的主办国，已经将其作为首要的国际政治议程；还不能忘记的有2009年下半年就要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瑞典，也是在环保方面拥有先进技术的北欧强国，正雄心勃勃地要把哥本哈根会议的顺利召开也作为自己的一项政治成就。

　　诸多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国际力量在侧，2009年对于中国的气候变化博弈之旅而言，期待着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那一刻，翻出令人赞叹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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