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云辉 实习记者 裴培

　　 编者按

　　 八年磨一剑。争论与期待已久的中国3G，终于在“扩大内需保增长”的大势下拉开帷幕。

　　 是包袱还是馅饼？

　　 在这里，我们无法给出答案，但期望能提供读懂棋局的线索。

　　 “我们正在着手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模型。”

　　 1月11日，北京邮电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吕廷杰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为3G发牌前后中国通信产业的大势进行拆解。

　　 在这位资深电信专家眼中，随着3G牌照的发放，通信产业正由一个封闭的产业，变成牵动无数产业的大舞台，“以前，中国电信运营商80%的收入来自语音，上了3G以后，我们期待这个比例逐步倒过来，更多依靠增值业务拉动市场。”

　　 他认为3G时代的通信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下一个重要拉动力。”

　　 3G的意义在于培育市场

　　 《21世纪》：中国3G牌照前后孕育达8年之久，你认为，政府多年来不发牌照的原因何在？又为何选择此时发牌？

　　 吕廷杰：首先，在前几年，全球的3G市场都并不成熟，中国如果也直接上3G，风险很大。而全球3G的运营经验也证明了中国3G没有过早发牌是正确的选择，而现在3G无论技术还是商业模式都已经比较成熟，风险已经比较小，所以可以发牌了。

　　 另一方面，中国一直以来的主要经济增长模式都是投资拉动，市场导向则偏重于外向型经济。而今年下半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正是中国由外向经济向内需拉动市场转变的契机，此时发放3G牌照，可以拉动内需，带动投资和产业市场增长，符合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做过承诺，在2008年发放3G牌照，这也是当前发牌的原因之一。

　　 《21世纪》：中国3G发牌比国际上晚了四五年，会不会带来市场或技术的滞后？

　　 吕廷杰：不会。我们只是时间晚几年，但在模式和技术上却更加成熟。晚一点发牌，其实更有助于我们发现问题，总结国际上的经验与教训，在发牌后就可以很快地进入角色。应该说，我更关心的是，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TD比其他技术要滞后一些，但政府也给予了TD很大的关注和扶持，现在敢发牌照，说明TD标准也发展到了一定水平，所以政府有信心TD能够顺利发展。我们也看到，政府对TD的扶持仍在继续。

　　 《21世纪》：在3G发牌前，业界有过很多相关的争论，你认为哪些问题最为关键？

　　 吕廷杰：有两个争论是最为激烈。第一个焦点是有观点认为，所有的运营商都应该发放TD牌照，以加强支持TD的力度，同时增加本土通信制造企业的实力。但这是一个狭隘的观点，通信技术不能就一个国家来看，需要国际化的视野，如果只发TD牌照，国外用户到中国漫游时都必须换手机，没有外国人买你的技术和产品，TD也会丧失国际发展的机遇，这就像当年日本做PHS时的闭关锁国，最后得不到国际化发展和认可一样。你可以看到，中兴和华为的崛起，首先就是跟随全球的标准，先参与全球竞争与狼共舞，才有更强的竞争力，获得更好的发展。

　　 另外，发三张3G牌照的另一个意义在于调整市场结构。由于三种标准的成熟度不一样，所以3G可以微妙地调整运营商的竞争形势和产业结构，从而鼓励运营商差异化竞争，避免现在的一家独大。

　　 另一个争论焦点是中国是否应该跳过3G直接上4G。对于这个观点，我的看法是，虽然从技术上来看，3G是过渡性的技术，但它却是不可逾越的阶段。任何技术都是在不断发展，但是从2G到3G乃至4G，一个最重要的转变，就是用户的消费需求从话音业务转变为数据增值业务。这个转变无论是从2G到3G，还是从2G直接到4G，都一样需要转变，需要关键的培育市场的过程。日本的3G业务发达，也正是因为用户已经逐渐适应了新的业务应用。

　　 从现在来看，4G要成熟乃至于达到商用水平，至少要4-5年时间，这几年时间，正是数据增值业务培育市场的黄金时间。

　　 发牌后：关注调整失衡

　　 《21世纪》：此前有观点认为，中国应该晚发3G牌照，否则可能令TD在成熟度不够的情况下，提前与其他标准展开市场竞争，对此你怎么看？现在政府已经发牌，TD是否会受到影响？

　　 吕廷杰：我觉得3G牌照早就该发了，正如我刚才所说，尽早发牌就能尽早培育市场。

　　 至于TD，现在成熟度与其他标准的确还有差距，但已经具备了与其他标准竞争的水平。而政府并不会发完牌照就不管TD了，各个部门还会大力支持TD。与其他标准竞争并不完全是坏事，中国通信制造业的成长就是在全球采购的竞争中成长起来的。

　　 《21世纪》：你认为，过去半年来的电信重组和3G发牌，对中国通信市场的格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吕廷杰：现阶段来看，中国通信市场的竞争格局在形式上还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从内在来看，重组之后，中移动、电信、联通都已经成为全业务运营商，但又各有不同的业务侧重点，中移动在移动通信业务占据优势，电信和联通则在固话和宽带业务上实力更强，同时三家厂商各自获得成熟度和产业链各具特色的3G网络，未来的竞争将是在全业务基础上的差异化竞争。而市场的格局将一步步向这个方向转变。

　　 《21世纪》：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政府需要重点解决哪些问题？

　　 吕廷杰：我认为，政府需要考虑的最关键问题是，能不能通过发牌调整市场竞争的失衡、TD是不是得到良好发展，以及社会服务是不是更加丰富。3G的意义就在于拉动社会产业消费力的发展，需要与其他的产业协同乃至融合，最终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考虑3G乃至于整个信息技术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并为此出台相关政策，打造适宜的软环境，比如手机钱包，可能就需要金融行业的政策配合等等。

　　 在3G普及以后，即使所有的用户都用上3G，但如果大家每天还是只用手机打电话，那我们就应该说3G失败了。

　　 投资与拉动内需之辩

　　 《21世纪》：3G网络的建设还需要投入数千亿乃至更多的巨资，这笔投资如何收回？

　　 吕廷杰：对基础电信运营商来说，现在谈投资收回和盈利并不合适，甚至在未来你都很难看到3G的赢利。要知道，现在话音业务在不断降价，固网业务在萎缩，这意味着运营商的收入趋势是不断下滑的，但因为有了3G，用户通过增值业务提升消费，运营商就能缓解话音业务下降的影响——但从运营商的整体业绩上看，因为不同业务的增长和减少抵消，你将很难判断这个作用的实际效果。

　　 《21世纪》：这样巨大的投资，对国家来说是否值得？

　　 吕廷杰：我认为这个投资是值得的。

　　 我们不能把目光局限在运营商身上，局限在通信产业身上。刚才我说过，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就是投资拉动增长，所以政府为了解决金融危机，也出台政策以4万亿的投资拉动内需。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会拿它修高速公路，修高速铁路，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还需要一条更重要的路：信息高速公路。

　　 过去，通信产业主要是解决人与人通话的语音通信网络，后来不仅要解决通信，还要传递信息，再下来就是与其他的产业结合，形成新的产业网，带动其他产业的盈利。

　　 所以，3G是一个大的舞台，把通信产业从封闭的环境变成一个开放的平台，就如同当年的互联网一样，你不能简单看某一家互联网公司是否赢利，而要看互联网带动多少产业和市场焕发出活力。

　　 在我们来说，这有两个专业的术语：诱发系数，以及波及系数，也就是说，3G的发展，会将影响波及到更大的范围，诱发它们的发展。如同当年的汽车产业一样，带动了许多的产业，比如城市郊区的房地产，这些市场无法统计到汽车产业中去，但同样能为国家的投资带来巨大回报。

　　 现在，我们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团队，在做这样的研究，未来3G和移动互联网的诱发系数、波及系数，以及它对国民经济的带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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