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超报道

　　2008年12月26日，三鹿宣布破产，原三鹿董事长兼总经理田文华也在31日接受法庭审理。价值150亿元的三鹿品牌随风而逝。

　　在工业化的生产线上，食品受到污染屡见不鲜。1993年，百事可乐陷入针头灾难。2000年，康泰克受到过PPA的困扰。但他们为什么能屹立不倒，而偏偏三鹿倒下了呢？

　　无视消费者利益

　　“三鹿事件的根源在于完全忽视了消费者的利益，采取了赌博式的应对方法。”著名品牌专家李光斗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在事情刚发生时，三鹿就应该行动起来，不管人们的怀疑是真是假，遵循“假使有错推定、消费者利益至上”的原则，在第一时间停售人们怀疑的问题产品，进行质量检测。

　　“如此一来，不管最终产品有无问题，此举都会给企业赢得负责任的形象。产品没问题，人们更加喜欢你；产品有问题，你的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也会让消费者原谅你。有问题不怕，怕的是知情不报。三鹿恰恰犯了这一兵家大忌。”李光斗说。

　　早在2008年3月份就有消费者向三鹿集团反映，有婴幼儿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后，出现尿液变色或尿液中有颗粒现象。全国首例肾结石患儿也在南京出现。但是，三鹿集团并未作出任何公开回应。

　　其实，家长们已经把怀疑的矛头指向了孩子们一直食用的三鹿奶粉。患病婴儿的家长李先生说：“或许和当年安徽阜阳的空壳奶粉致婴儿成为大头娃娃一样，这次的罪魁祸首也是奶粉。”而“某品牌”奶粉这个字眼也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家媒体上。

　　面对诸多质疑，三鹿集团依然“坚持己见”。2008年9月11日，三鹿集团传媒部对媒体表示，该集团奶粉的检验显示没有质量问题。

　　就在发表这番言论的两个半小时后，三鹿口风瞬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发出了召回产品说明，称自检时发现2008年8月6日前出厂的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

　　“但是此时已晚，人们对三鹿的信任值已经一路狂跌。”李光斗说。

　　据三鹿知情人透露，其实在2007年第四季度，就已经发现奶源问题，但三鹿并没有采取措施，直到2008年3月，已发现奶粉出现问题却仍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不愿承担应负的社会责任，最终酿成企业覆灭的大祸。

　　“当时三鹿的心态更多的是侥幸，能瞒住就瞒住。可最终却走向了覆灭。”李光斗说。

　　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王忠禹在北京举行的“第七届全国企业文化年会”上也表示，造成这一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企业诚信的缺失。企业要以三鹿奶粉事件为鉴，切实加强诚信道德建设，规范自身行为，自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无论市场竞争有多么激烈，经营环境有多么复杂，企业都应坚守道德底线，永远让消费者享受到安全、可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王忠禹强调。

　　政府监管不到位

　　在三鹿事件中暴露出来的行业潜规则，地方政府恐难逃干系。

　　继三鹿之后，蒙牛、伊利等22家生产厂商也被“挖”了出来，危机由三鹿扩散到整个乳业。“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奶粉生产企业采购三聚氰胺，其实是‘行业潜规则’。这种潜规则在食品行业中有着相当大的市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院莫纪宏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

　　新华网评论称，问题奶粉事件中暴露的这种“行业潜规则”，直接导致了广大消费者对品牌奶企的怀疑和抵触，信心严重受挫，给奶制品行业造成极大的冲击和破坏。

　　其实，早在2007年美国就曾指责中国在宠物食品中添加三聚氰胺。那时，国家相关部门加强了食品监管，但三聚氰胺并未进入国家标准，也没有明令禁止其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这就给了企业和地方政府放松警惕的借口。”

　　“在三鹿事发前，曾有媒体报道说，三鹿奶粉出厂时经过了1000多道检测程序，为什么还是没查出问题？杜绝失信行为，构筑企业诚信文化，都有赖于政府部门的强力监管。因此，政府监管不到位也是三鹿事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莫纪宏说。

　　长江商学院教授王一江也发表文章称，三鹿问题就是一个考核体系的问题，三鹿问题所反映的，正是现有地方党政干部考核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地方政府的重视加上其对资源的控制，导致了“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政府对企业，特别是对GDP有重大贡献的大型知名和高增长企业，都倾力支持。

　　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曾表示，新西兰奶业巨头恒天然在2008年8月得知三鹿奶粉遭污染后，即要求全面公开地召回所有受波及产品，但却遭到阻挠，直到新西兰政府联系中国中央政府之后，河北的地方官员才开始采取行动。

　　就此次奶粉事故，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执法的改进迫在眉睫。人大第三次审议的《食品安全法》也确实针对三鹿事件进行了修改。

　　莫纪宏却认为，该法出台后肯定会对今后的食品安全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归根到底还是人的因素，政府监管到位、企业诚实守信才是最重要的。很多时候并不是制度有问题，而是执行有问题。包括食品安全领域的许多法律法规也是如此，有没有被真正执行到位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王一江则认为，希望应放在对干部管理和考核体系的改革上。王一江指出，既然地方政府不能不管经济，推动经济发展，又不能只顾经济发展，忽视实现“科学发展”和“又好又快”要求的其他指标，那么，不如把两部分要求分拆开来，让市长、县长一心一意抓经济，让书记一心一意抓环境资源和社会和谐问题。

　　“如此一来，地方政府中仍然有主要领导关心企业，支持企业，关心经济增长，但又受到其他主要领导的制约，不能只顾‘快’而忽视‘好’的要求，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王一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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