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享华

　　

　　2009年1月1日，起草之初就备受争议的《劳动合同法》实施一周年了，在金融海啸的影响下，关于它的争议更加扩散开来。

　　“这是一部好法，但是生不逢时。”上海诺迪律所马洪涛律师这样评价《劳动合同法》，他日前代理了一家服装企业的26名被裁员工的劳动仲裁案件，虽然，他知道根据该法，员工所获得拖欠加班费及其补偿金、拖欠工资及其补偿金等可以拿到八九万元，但基于这家公司已经营困难，他还是主张员工妥协，接受该公司大股东给予的8500元到19500元的一次性现金补偿。

　　据了解，该公司有一两百人被裁员，此前有怀孕女工被裁员时也仅仅补偿了5000元。虽然这部法律规定是不可以裁掉怀孕员工，但是经济形势如此，再强悍的法律也只能让位。

　　“我们争取后，让一位怀孕女工获得了19500元的补偿，她遂满意地签约提前终止了合同。”马洪涛这样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但他们中大部分人不了解自己的权利，更不知道如何维权。“虽然《劳动合同法》补偿标准确实很完善，但执行起来就与现实脱节了。”

　　金融海啸使效应放大

　　该法实施后不久，正逢金融海啸，关于它的正负效应的争论喧嚣尘上。其实，在起草之初，这部法律就引发了学界两派的激辩。一派以人民大学的常凯教授为代表，主张高标准保护劳工；另一派以华东政法大学的董保华教授为代表，主张不宜高标准保护，否则适得其反。他们都是这部法律起草组的成员，不过，该法的最终版本接近于常凯的观点。

　　董保华预言立法让劳动合同长期化、刚性化，打击了劳动关系的灵活性，这样底层的劳动者将找不到工作。在该法实施后的一年里，很多问题都被董保华不幸而言中。“病症看对了，药方开错了。”董保华再重复说起这些话，颇显得无奈。

　　去年12月27日，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公共政策与管理”国际研讨会上，上海财大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欣向记者分析说，按照美国和法国两个不同劳动法下的失业率差别保守地推算，全国范围内由于《劳动合同法》造成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就业率将受重大影响。

　　“企业是很现实的，如果劳动力成本提高，他们就减少劳动力使用，这样的结果就是工作岗位减少。”张欣不无忧虑地说，不仅是1.5亿富余劳动力还没有出路，而且每年还有2000多万的新增劳动力涌入市场寻找机会。

　　“屋漏偏逢连夜雨”，金融海啸对中国的影响超出了预料。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兼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就说过，受此次危机尤其是出口下滑的影响，中国可能失去2500万个就业岗位，而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可创造1600万个就业岗位，还有900万个就业岗位待解决。

　　张欣说，尽管这部法律一开始是要保障弱势群体，但是结果却是爱莫能助。

　　他在调研中就发现两个典型例子，江西某大型企业曾经把两三千名冗员淘汰出去，另外成立一家公司收留他们，然后外包一些任务。这样做也没多大利润可言，但是可以保证这些员工糊口。但是《劳动合同法》出台，要求保障最低工资，还要求签约以及社会保险等。该企业就明确指示不能签约，否则这些冗员就要给企业带来很大的负担。最后，只好让这些员工自己成立一家公司，通过劳务派遣再来做事。但是最终还是裁员1000多人，因为这家公司也不可能做赔本的买卖，它也得考虑效益。

　　让法律软着陆

　　合同长期化，让解除劳动关系困难，企业内的人确实稳定了，但是企业外的人就进不去了，企业招工的欲望下降。

　　据董保华观察，现在有一些地方政府开始不执行《劳动合同法》，北方某省就明确通知，企业确实因生产经营发生困难，经与本单位工会组织或者职工代表协商一致，可以降低工资支付标准。但根据这部法律，降薪属于对劳动合同的变更，需要经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一致才能进行的，光是职代会讨论通过并不符合法律规定。

　　“有人说《劳动合同法》生不逢时，我认为它出台是正逢其时。没有金融海啸，它的问题也会暴露出来，而且那时候更难以解救。”董保华认为金融危机暴露了这部法律的漏洞，但同时也挽救了这部法律，因为危机给调整这部法律带来可能，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还认为，国务院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就很好，很多问题模糊化、原则化，中央用这种方式把权力放下来，就是给了地方政府发挥的空间。

　　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包括上海在内的多个地方政府正在酝酿非常有创见的做法，可能会利用《劳动合同法》中一些弹性条款，尽量缓和那些杀伤力比较大的条款，让其“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