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

　　1853年，太平天国兵锋正锐，西方列强态度暧昧，宣布在中国内乱中严格保持中立。上海小刀会闻声而起，攻进上海县城。大清官员随即逃之夭夭。

　　兵荒马乱对商人们尤其是外商来说，倒也并不都是坏事。比如中国的海关就不见了踪迹，上海几乎成了自由港，各国的商人们大显身手，走私成为常态。

　　但是，在举座皆欢的上海商界，来自英国的商人们却向隅独愁：他们的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不识时务”地要求，尽管大清政府逃跑了，但外商向中国政府缴纳关税的“庄严义务”并没有消失，因此，英商必须向领事馆缴存一份保证书，保证将来大清政府收复“失地”后，必须缴付完结各种捐税。同样与大清有着条约关系的美国、法国，虽然也出台了类似规定，却没有认真执行，英国人俨然成了大变局年代中“费厄泼赖”(fair play)的典范。

　　英国领事阿礼国坚信自己除了拥有维护英商合法权益的使命外，还有着另一种“崇高的使命”：“要督促英国臣民按时缴纳中国政府的正当捐税”。

　　英商在中国的关税，本由大清政府指定的外贸公司（即“公行”，如著名的十三行）担保。当时，大清海关实行“承包经营”，关税包干，因此，权力寻租的空间十分宽广，外商在“内商”们的导航下，走私猖獗，海关官员也成为清政府“最有油水的肥缺”。鸦片战争后，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的市场，却也给自己揽了一个义务：为本国商人担保关税。不平等条约中的这一制度设计，可能是少数比较对等的条款之一，实质上令西方政府承担了遏制本国商人走私的条约义务和道义责任。

　　在执行过程中，英国外交官们发现，对于大清官员和外国奸商而言，一个腐败而低效的海关是他们共同的天堂。英国官员要求改革海关、提高效能的呼声，受到了内外的一致抵制：英商们打着贸易公平的旗号，向那些大肆走私的非条约国看齐，认为自己的“守法成本”过于高昂；而大清官员们，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伟大盾牌掩护下，抵挡着“洋鬼子们”对低效、腐败但却“主权在我”的海关体制进行抨击。

　　曾经有英国商船走私商品，比如“玛利·伍德女士号”（Lady Mary Wood）和“约翰·德格代尔号”（John Dugdale），连中国海关都十分默契地睁只眼闭只眼了，“迂腐”的阿礼国却非要照章办事，对这两条商船进行了处罚，引发中外注目。

　　如今，阿礼国还要为这个丢下黎民百姓而逃之夭夭的大清政府代收关税。那些没有和大清缔结条约的国家，比如奥地利、葡萄牙、暹罗、普鲁士等，可以放开了大肆走私，英国商人却要乖乖地缴纳关税，无疑在成本方面大为吃亏。英商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刚开始还抱着“相信政府、相信法制”的态度，不仅自觉提交保证书，还积极检举揭发走私商船。可是，大英帝国自己的领事“里通中国”，英商们便只好“下有对策”，一边和其他非条约国家的商人联手，把一度值得骄傲的米字旗藏一藏，借用人家的旗帜暗度陈仓；另一边，则合起伙来向远在伦敦政府机构“上访请愿”。

　　在商人们的持续上访下，英国政府终于旗帜鲜明地表态：领事们的行为越权，商人们签署的关税保证书一律作废。训令中更是冠冕堂皇地指出，“领事们的这种行为，可能会损害到中国的主权。”

　　英商欢声雷动，阿礼国只好灰心地宣布：“我不能无限期地为中国海关继续征税，条约上我也找不到这样的责任”。尽管弄得里外不是人，但阿礼国只是灰心却未死心，在他的高压下，清政府终于同意由英、法、美三国领事馆派员，“代收”关税。自此之后，洋员管理下的中国海关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尝试提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撑。

　　（雪珥 澳大利亚华裔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