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晨

　　

　　“我相信他无疑是过去50年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在塞缪尔·亨廷顿去世后，他的生前好友，著名经济学家罗索夫斯基不吝溢美之词，“他的一些说法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词汇。”

　　12月27日，美国哈佛大学在其网站显要位置发表公告，宣布这位哈佛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已于24日逝世。

　　在“9·11”事件以后，亨廷顿因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而广为人知，他的名字亦几乎与“文明冲突论”画上等号。然而，在此前的许多时间，亨廷顿一直背负着“异类”的烙印，他的多部著作均引起轩然大波，甚至连办公室都遭学生焚烧。

　　如今，带着荣耀去世的他为世人留下诸多遗产，亦留下诸多争议。

　　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2001年的“9·11”事件，在很多人看来是实现了亨廷顿的预言。也正是从此以后，亨廷顿成为公众追捧、热议与咒骂的对象。

　　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学术高度发达的社会，都很难找到像亨廷顿一样在多个领域都建树颇多的学者。而他的才华早在年少时就已展露无遗。

　　1927年4月18日，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出生在美国纽约市。他天资聪颖，16岁从彼得·斯图文森特（Peter Stuvesant）高中考入耶鲁大学，专业是国际关系。两年半后，因被评为“成绩特优”的学生而提前毕业。

　　在美国军队服过短期兵役后，他于1947年到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攻读研究生课程，专修美国政治史。在芝加哥大学，他积极投身于校园政治。

　　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著名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均是其同班同学。此时，亨廷顿显露了他的过人天赋，仅仅用了四个月就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1950年，年仅23岁的亨廷顿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亨廷顿即在哈佛大学获得教职，成为政府管理系（后来的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前身之一）教师，并在美国政治学界崭露头角。

　　自由派 保守派

　　整个上世纪40年代，亨廷顿都是一位活跃的民主党党员。在他和另一位美国政治学家卡普兰的对话中，亨廷顿说：“我们都是自由主义者，福兰克林·罗斯福就是上帝。我不能想象任何人会有其他想法。”

　　1957年，亨廷顿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士兵与国家》，此时他年仅30岁。“这本书来源于当时美国政治中的军-政关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于铁军评价道，“这本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与相对保守的军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亨廷顿的转向。同时，这本书中保守的基调、“为权威主义辩护”的倾向也开启了亨廷顿长达半世纪的充满毁誉的学术生涯。正如卡普兰所言，“《士兵与国家》开启了亨廷顿长期学术生涯的模式：他的作品并不会立即赢得良好的评价和学术奖励，而是会产生各种评论和鲁莽的指责，但最终会获得广泛的接受。即使亨廷顿的论敌也会不知不觉地使用亨廷顿的方式和语句来界定并担忧世界。”

　　“入世”的政治现实主义者

　　正如年轻时曾投身校园政治的经历一样，亨廷顿一生都从不放弃把其学术观点运用于现实事务的机会，并与美国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67年，亨廷顿担任约翰逊政府国务院顾问，并撰写了一篇长达百页的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亨廷顿一方面支持政府击败北越的总目标，另一方面又指出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所可能得到的东西应该建立在“权力的现实性”与“和解的机会”这两个基础上。报告解密后发表在1968年7月的《外交》季刊上，当时激进的哈佛学生因此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国际事务中心。或许多少因为这件插曲，更可能因为60年代末美国强烈的社会动荡，亨廷顿对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威的固有看法变得更加坚定。

　　从1978年起，亨廷顿担任了卡特政府美国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就多少出自亨廷顿之手。此外，虽然当时苏联还处在“攻势”，但是他还是大胆预言，苏联的优势将不会长久保持。

　　“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于铁军这样评论道，“这种现实主义多少与他‘入世’从政的经历有关。”

　　“文明的冲突”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印证了亨廷顿在卡特时期预测的正确性；同时，也为美国提出了一个课题：冷战之后，“我们”将如何行动？

　　1992年，亨廷顿的学生福山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取得了胜利，这将是人类历史的最终形态。亨廷顿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他在1993年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后来他说，这篇文章“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我们自4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以及后来以此为基础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将转变为不同文明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而三大文明交界的“断层”地带最有可能引发冲突。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张立平研究员当时是这本书的翻译。据她介绍，当时最让她头疼的翻译问题就是“断层”一词。“断层，英文中是frontline，指的是不同文明的交界地带。中文很难找到这样的词。最后经过反复斟酌，用了‘断层’一词。”

　　亨廷顿在9-11后多次声明，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并非文明冲突，更不是“十字军东征”。然而，《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清清楚楚写着：“鉴于穆斯林和西方相互的普遍看法，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伊斯兰和西方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展开文明间的准战争便不足为怪了。”

　　这或许反映了他本人的矛盾心态。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辑思教授回忆，亨廷顿在1998年曾和他有过一次长谈。“他坦诚地承认他对美国国内‘文明冲突’的担忧才是最深切的，他自己是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希望美国到处插手他国事务的扩张主义者。”

　　在亨廷顿离世时，巴以之间再次爆发冲突，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这是否是“文明的冲突”的一个诠释？不过，“文明的冲突”又是否只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真正的遗产

　　2004年，亨廷顿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本著作：《我们是谁》。在书中，他表达了对美国文明衰落的担忧——由于日渐增长的非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公民的增长，美国文明赖以立身的自由民主价值可能“迷失”；美国的“民族大熔炉”也许会蜕变成“民族大沙拉”。

　　这本书引起的争议不亚于《文明的冲突》。亨廷顿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因为这本书被很多人贴上了“种族主义者”的标签。亨廷顿的离世，也将争议留给了众人。

　　在采访中，受访专家几乎一致表示，他们更喜欢亨廷顿的另一本书——《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文明的冲突》与《第三波》等著作的“光芒”遮掩下，这本书似乎稍显黯淡。不过，思想史反复证明，传世经典往往与流行与否并无太大关联。

　　1968年，在越南战争激战正酣时，亨廷顿完成了《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书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书中，亨廷顿描述了发展中国家的两种政治变化路径：权威政体压制平等与民意表达，导致民众反抗，最后走向崩溃；民主政体过度奉行民粹主义，导致秩序丧失，最后走向崩溃。这似乎是一个两难困境：无论权威政体还是民主政体，发展中国家都无法顺利实现现代化。

　　亨廷顿对这个两难困境的回答是这样的：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而实现“均富”能够消解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矛盾。这样，现代化就能够平稳实现。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1927年4月18日出生于美国纽约

　　●16岁时考入耶鲁大学，在18岁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后加入美国陆军，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在23岁成为哈佛大学博士

　　●1957年发表了第一本著作《士兵与国家》。这本在当时极具争议的书如今被公认为在美国军民关系方面最有影响力的著作

　　●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他基于宗教传统把世界划分为数个相互对立的文明，并断言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观点引发有关西方和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广泛争论

　　●2008年12月24日在马萨诸塞州马撒葡萄园岛的一家护理院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