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萍

　　 一张保单，撬起2.9万亿元资产——我们用了不到30年。

　　 这30年间，一切都呈“几何式增长”：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仅一家保险公司、全部保费收入4.6亿元，到2007年底的110家保险公司，总资产2.9万亿元，保费收入7000多亿元——市场规模增长了1500多倍。

　　 “改革开放之初，大部分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保险。到今天，保险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逐步成为服务民生、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成为支持投资、扩大消费和保障出口的重要因素，成为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力量，成为促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重要方式。”

　　 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近期召开的“保险业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座谈会”上如此描述这一巨变。

　　 从金融业大树上那根稚嫩的枝芽，到如今供血资本市场与国民经济的“资金主干”，保险业30年成长壮大的动力来自何处？

　　 日前，吴定富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专门谈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保险业发展中功不可没的一部分——保险资产管理。其已与承保业务一道被喻为保险业发展的“两个轮子”，重要性日益凸显。

　　 “走过一些弯路”

　　 《21世纪》：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资产管理的发展变革，你有何评价？

　　 吴定富：我国的保险资产管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有成功经验，也走过一些弯路。自保险业恢复发展到1995年《保险法》颁布实施的十几年里，我国的保险资产管理一直处于探索阶段。保险业在不断实践中初步培育了保险投资意识，探索了保险投资渠道，积累了保险投资的初步经验，但也同时出现了投资理念不成熟、投资制度不完善、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1995年《保险法》颁布实施后，特别是1998年保监会成立以后，保险资产管理才步入规范发展阶段。

　　 《21世纪》：那么，在健全保险资产风险管理机制上又有哪些可圈可点的措施呢？

　　 吴定富：确保资金安全是保险资产管理的首要任务，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管好用好资金是保险资产管理的根本原则。

　　 2004年-2007年，保监会下发意见和指引等对保险资产管理过程中的风险识别、评估、管理和控制的组织结构、制度安排和措施方法提出全面要求，督促各保险公司建立风险防范制度。

　　 同时，引入保险资产托管机制，提高资产运作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增强外部约束力。这些措施，都对提高保险资产的安全性，防范不良资产的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年“拓宽”之路

　　 《21世纪》：随着保险资产的迅速积累，拓宽保险资金投资渠道的呼声持续高涨，近年来保监会在此方面有哪些政策推进？

　　 吴定富：1995年6月颁布的《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运用形式仅限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方式。但随着保险市场的加速发展和保险业改革的深入，保险资金规模不断扩大，对增加投资渠道，分散投资风险提出现实需要。为此，保监会加大了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力度。

　　 1999年，我们允许保险资金进入同业拆借市场、投资企业债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和同商业银行办理大额协议存款；2003年7月，允许保险资金投资中央银行票据；2004年3月，允许保险资金投资银行次级定期债务，6月允许保险资金投资银行次级债券，7月允许保险资金投资可转换公司债券，8月允许保险外汇资金境外投资，10月允许保险资金直接投资资本市场；2006年3月，允许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9月允许保险资金投资未上市商业银行股权；2007年3月，允许保险资金投资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可转换公司债券；2008年10月，允许保险资金投资未上市企业股权。

　　 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拓宽，为保险资产管理分散投资风险，增加投资机会，提高投资能力，构建合理的投资结构，培育新的盈利模式创造了有利条件。

　　 《21世纪》：保险资金投资渠道的拓宽，给保险资金运用安全的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保监会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吴定富：保监会在放开企业债券、基金、股票、银行次级债、境外投资、基础设施等渠道的同时，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做到制度先行，严格监管，加强调控，逐步放宽。特别是2003年11月，保监会设立了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专门行使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管理和风险监管工作。

　　 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成立以来，加强监管制度建设、监管信息建设和风险控制机制建设，已先后下发了30余项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同时，先后开展股票、债券、托管、账户、内控、公司治理、资产配置等专项检查，对问题公司进行全面检查，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及时处置风险资产，维护资产安全完整。这些措施取得初步成效，近几年保险资产管理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投资收益与承保利润并重

　　 《21世纪》：你如何评价近年来我国保险资金运用领域取得的成绩？

　　 吴定富：随着保险资产管理改革发展，保险行业资产实力不断增强，经营效益稳步改善，支持了保险市场快速持续健康发展，改变着保险业盈利模式和发展方式。

　　 最近几年，保险资产管理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呈现出增长速度高，规模扩张快，运行质量良好的特点。截至2008年10月末，保险资产规模和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分别达到3.19万亿元和2.89万亿元，是2000年的12倍和11倍，行业整体资金实力、抗风险能力增强。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历程看，积累第一个1万亿保险资产用了24年，累积第二个1万亿保险资产用了3年，累积第三个1万亿保险资产预计用1年时间，改革开放至今，保险资产年均增长38.8％。目前，保险资产不良资产持续保持低于1％的比率，特别是近几年来，全行业注重安全和效益，保险资产运行稳健。

　　 《21世纪》：资产规模稳健增长的同时，资产结构的质量如何呢？

　　 吴定富：近几年，保险资产配置呈现出资产结构多元化、盈利来源多样化、投资工具创新化、市场范围国际化的特征。保险资产不仅涵盖了国债、金融债、企业债、次级债、存款等各类固定收益类产品，还涵盖了股票、基金、股权等各类权益类产品，在基础设施投资、境外投资、衍生工具交易等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

　　 保险资产配置呈现出存款占比下降、债券占比上升、权益投资占比变化较大的局面，2005年初到2008年10月末，存款占比由49.2％下降为25％，债券占比由33.9％上升到60％，股票（股权）基金占比由5.1％增加到12％，基础设施投资和境外投资占比分别达到1.8%和1%左右。保险资产结构优化，提高了资产配置空间和弹性。

　　 《21世纪》：资产配置的调整是否伴随着投资收益的改善呢？

　　 吴定富：各公司充分利用投资政策，抓住市场机遇，调整投资策略，投资收益稳步提高。2002-2007期间，保险机构平均投资收益率分别为：3.14％、2.68％、2.41％、3.15％、5.82％、11.15％，六年的平均收益率为4.73%。

　　 2008年，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国内股市复杂形势，保险机构灵活调整大类资产配置，增加中长期高利率债券配置，调整股票和基金资产配置，有效规避股市风险和利率风险，稳定投资收益，1月－10月实现投资收益539亿元，取得了与负债相匹配的投资收益。

　　 《21世纪》：你刚刚提到，保险资产管理改革也改变着保险业盈利模式和发展方式，如何理解？

　　 吴定富：长期以来，我国保险业的主要利润来源于承保利润，盈利模式与国际差异较大。近几年来，随着保险资产管理的发展，保险盈利模式出现积极转变，逐渐由承保利润为主转向承保利润与投资收益并重，部分公司已实现投资收益为利润主体的转变。

　　 2005年、2006年和2007年，保险业在承保亏损的情况下，实现利润 0.68亿元、34.5亿元和672亿元，投资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保险投资收益改善，有力支持了保险产品创新，对改善偿付能力、扩大资产规模、化解历史利差损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两度提高股票投资比例

　　 《21世纪》：随着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保险通过发挥资金融通功能，在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和金融改革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吴定富：保险资产管理正以多种方式和途径投资国民经济建设的多个领域。

　　 保险资金在股市持续低迷、股权分置改革的关键时刻，服从大局，果断入市，并在股市振荡阶段，两次提高股票投资比例到10％。同时，保险机构积极支持基金市场发展，始终是基金的重要投资者，有一段时间，投资规模超过基金市场的1/4，对基金市场快速成长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支持金融体制改革方面，保险机构积极参与银行股改，参与工行和中行IPO的规模，占其发行规模的30.5％和23.2％，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还投资广发行和深商行20％和89％的股权，支持商业银行化解风险。同时，保险机构发挥资金优势，认购银行发行的次级债，投资规模达到发行规模的40％以上，帮助银行充实资本。

　　 截至2008年10月底，保险资金协议存款规模超过5000亿元，成为商业银行中长期信贷的重要资金来源。2004年和2006年，保险机构先后开展自有外汇境外投资和购汇境外投资，截至2008年10月底，保险境外投资余额80多亿美元，扩大了国际市场影响，促进了人民币汇率稳定。

　　 《21世纪》：保险资金在满足自身运用的基础上，还支持了国民经济发展和民生的改善。

　　 吴定富：保险业发挥资金优势，积极投资各类债券，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截至2008年10月底，保险机构投资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的余额，分别为4220亿元、8601亿元和4482亿元，分别占其发行额的8.3％、23.9％、71.1％，成为债券市场的第二大机构投资者。2006年保险机构开始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先后投资京沪高铁、上海世博会等重大项目和能源、水务、交通等重要项目，截至2008年10月底，投资规模超过500亿元。

　　昨日监管者再谈“四维论”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唐双宁先后负责了几乎所有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以及其他农村金融机构、外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邮政储蓄、非银行金融机构等。

　　 更远追溯，唐双宁在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任内就涉猎金融监管，90年代初最早提出法人代表资格监管并在基层进行实践。而在央行信贷司司长、货币金银局局长任上，还曾提出信贷资产质量监管和对钱币金银市场监管的理念；就任央行监管一司司长和银监会副主席后，金融监管就成了唐双宁的“专业”。

　　 在银行业监管领域，众所周知的“管风险、管法人、管内控、提高透明度”、国有银行改革“三段论”、“形似神似论”、引进战投“五条原则”和“五项标准”等均出自唐双宁之口。

　　 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现任光大集团、光大银行董事长的唐双宁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回顾了银行业的改革过程，还畅谈了银行业监管理念出台的背景。

　　 两次剥离与两次注资

　　 《21世纪》：1998年-2000年，国家对国有银行进行了注资和不良资产剥离。但仅仅过了几年时间，2003年国有银行又出现资本金不足和不良率高的情况，需要进一步改革。有人说是第一次改革不成功，你怎么认为？

　　 唐双宁：我不这么看。外界对这个问题有误解。这好比吃饼的故事一样。不是吃了第四个饼才吃饱，是因为吃了第一、二、三个饼垫底，再吃第四个饼才吃饱。1998年到2000年的注资和剥离是为后来的二次注资、剥离做铺垫，是“第一张饼”。

　　 《21世纪》：1998年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为什么到2003年进一步改革时，国有银行资本金仍然不够，还需要国家注资？

　　 唐双宁：我国银行业过去并没有资本金的概念，90年代才引入了这个概念。1997年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补充银行资本金，就想出了发行特别国债的办法。发行后当时以为资本充足率已达到8%。

　　 后来，在研究进一步深化银行改革时才发现，国有银行资本金仍然不足。我曾经陪同原央行行长戴相龙与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就此事进行商谈。项怀诚部长问，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不足不是早在1998年发行特别国债后就已达到8%吗？为解释这个问题，我们根据有关资料对1997年补充国有资本金问题进行了专门核实，结果表明，四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1998年只有4.6%。

　　 《21世纪》：为什么变成只有4.6%了呢？

　　 唐双宁：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当年测算数据与实际执行结果相差较大。当年测算资本金缺口时，是以四家银行1997年6月末的风险资产数为基础，按四家银行1994年、1995年、1996年各年下半年的资产平均增长率，推算出1997年末四家银行的加权风险资产总额；呆账贷款及资本总额则以1997年6月末的数字代替。但从实际执行来看，1997年末四家银行风险资产及呆账贷款均出现了大幅上升，而资本总额则出现了下降。如按实际执行数据测算，1997年末资本充足率达到8%需补充资本金3365亿元；反之，如按2700亿元补充资本金，1997年末的资本充足率则为6.87%。

　　 第二，在1997年底，为了进一步规范对商业银行的非现场监管，要求商业银行从1998年开始报送以统一法人为单位的本外币、境内外及附属公司合并的会计报表。为此，四家国有商业银行1998年末呆账增加323亿元，加权风险资产增加22116亿元，使资本充足率比1997年末又下降2.23个百分点。

　　 第三，由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没有建立起动态的资本金补充机制和其他政策原因，一方面资产规模不断增加，加上1999年、2000年向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拨付资本金，使得后来国有银行资本金不断下降。

　　 第四，资本监管越来越接近国际通行标准，也导致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在我国，资本监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6年开始执行“中国标准”，这个标准比国际“老标准”大约差4-5个百分点；第二个阶段是2004年开始执行199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标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际“老标准”；第三阶段是计划在2007年以后，将按照“双轨制、两步走”的原则，较有实力的大银行率先开始实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由于以上四个原因，四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直在下降。到2003年，按1996年“中国标准”计算，已经降到了4.28%；若按1988年颁布的《巴塞尔资本协议》标准计算，四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只有-2.29%。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计算那就更低了。所以，国有商业银行其实早就没有资本了。

　　 《21世纪》：1999年、2000年四家国有银行已经剥离了1.4万亿元不良贷款，为什么到2003年改革时还需要再次剥离？3年内的不良贷款是如何产生的？

　　 唐双宁：1999年剥离前，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账面数额为2万亿元，剥离1.4万亿元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后，不良贷款余额应该变成6000亿元。但是，到2003年国有银行第三阶段改革时，不良贷款总额又回升到了2万亿元。这里面有三个原因。

　　 第一，1999年剥离的不良贷款中有1000多亿是表内利息，不是不良贷款。第二，为债转股的需要剥离了2000亿元的正常贷款。债转股就是将银行对企业的债权剥离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变成AMC对企业的股权。债权转为股权后，国有工业企业每年少交200亿元利息，所以就脱困了。当然脱困也是与企业自身的努力分不开的，但不能不承认债转股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三，国家开发银行也剥离了1000亿元不良贷款。所以，对四家国有银行而言，1999年实际上只剥离了1万亿元不良贷款，还有1万亿元不良贷款未剥离，而不是6000亿元。

　　 《21世纪》：3年内不良贷款又变成了2万亿元？新的不良贷款是如何产生的？

　　 唐双宁：这里面又有三笔账：一是贷款风险分类方法由四级分类改为五级分类方法，使得不良贷款增加了6000亿元；二是1999年以后农发行的一部分附营业务贷款划给了农行，使农行不良贷款又增加了1000亿元，这是由政策原因造成的；三是2000年人民银行组织开展的真实性大检查发现，不良贷款账面数额比实际情况少4000亿元。当然，经过各家国有银行的努力，不良贷款又收回了1000亿元。因此，到2003年，不良贷款总额还是2万亿元。

　　 “四维论”出台背景

　　 《21世纪》：银监会自成立起，一起把“管风险、管法人、管内控、提高透明度”作为监管的基本理念。你最早也参与了银监会的筹办工作，当时这个监管理念是如何确定的？

　　 唐双宁：“管风险、管法人、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所谓“四维论”最早是我在2000年在银行业内部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来的。接着2001年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国有银行监管会上系统提出来。

　　 到2003年，银监会成立之际，刘明康主席凭着他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立即认同了这一监管理念。于是监管理念“四维论”成为了银监会的监管理念，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们过去的监管职责都是按行政区域设定，人民银行总行监管商业银行总行，人民银行省分行监管商业银行省分行，人民银行县支行监管商业银行县支行。有人管头，有人管脚，将一个完整的法人人为地割裂开来。但是，商业银行是一个统一的法人，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风险指标都是通过法人实现的。所以，要加强对银行机构法人的监管。管法人也成为银监会最基本的职责。

　　 《21世纪》：在九十年代，对银行业的监管肯定有不少空白点。当时是怎么对这些监管的空白点加强监管的呢？

　　 唐双宁：在90年代初期的银行业监管中，主要监管银行境内的业务，但当时中国银行在境外就有很多机构。这样，对于一个完整的法人来讲，只监管他境内的业务是不完整的。

　　 此外，当时的监管工作也只监管银行的表内业务，但是还有很多表外业务。比如担保，可能是或有负债，这样的监管工作也是不统一的，所以还要对表外业务也要进行监管。以前也只监管银行的本币业务，但银行还有很多外币业务，也需要进行监管。

　　 所以我最早在1999年提出了监管工作的三个统一，即境内外、表内外、本外币的统一，对此前监管工作的一些空白地带进行了完善。

　　 到2001年，在海口的外资银行监管会议上，我又提出了监管工作的十个统一。即在监管范围上，实现本外币、表内外、境内外监管的统一；在监管过程上，实现市场准入、风险防范、市场退出的统一；在监管方式上，实现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的统一；在监管内容上，实现合规监管与风险监管的统一；在监管标准上，实现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统一；在监管方法上，实现定性监管与定量监管的统一；在监管资源配置上，实现重点监管与全面监管的统一；在监管手段上，实现治标监管和治本监管的统一；在监管着眼点上，实现中国国情与国际惯例的统一；在监管的最终目标上，实现加强监管与支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统一。

　　 反思金融危机

　　 《21世纪》：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原因就包括了金融创新过度、监管不到位。银监会2005年也成立了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当时是什么背景？你又是如何思考的？

　　 唐双宁：2004年-2005年，商业银行的创新活动越来越多，包括电子银行、代客理财、资产证券化、衍生产品等等，这也对监管提出了挑战。为此，银监会成立了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筹备组，在杭州开了第一次会议。当时会议认为中国金融业落后创新不足是一个主要矛盾，要支持商业银行的创新活动。

　　 当时我担任银监会副主席，主管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的工作。我在“支持”之后加上了一个“防险”。 作为银监会，必须讲防范风险。最终形成了“鼓励与规范并举，培育与防险并重”的银行创新与监管工作指导思想。

　　 而在过去，银监会的监管工作主要习惯于市场准入监管，对于创新业务的监管还不熟悉，我提出要坚持“区分险情、允许探索、加强协调、逐步理顺”的原则。

　　 创新业务品种很多，有的风险较高，有的风险可控，监管工作不能“一刀切”。监管部门应积极鼓励商业银行开展新的业务，开发新的领域，给予试错的机会。监管部门不能把市场准入作为控制风险的唯一办法。我们需要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商业银行还没有进行金融创新尝试之前，就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新业务就永远不会存在。而没有金融创新，商业银行就无法发展，也就无法总结相关的经验和教训，也就没有更高的目标引导我们去学习、认识、提高。但在创新的过程中，又必须时时刻刻注意可能出现的风险，在实践中总结防范风险的规律，上升为理论、政策和法规。这就是我当时的考虑。

　　 《21世纪》：你提出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对一系列问题都要进行反思，包括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美国具体的金融创新业务，以及美国的监管模式。能否具体谈谈？

　　 唐双宁：亚当·斯密发明了“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理论，对推动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功不可没，但是什么事物走到了高点就要走下坡路。最终这一理论的局限性暴露出来，出现了1929年的大萧条。

　　 这样就出现了凯恩斯“看得见的手”的理论，“看得见的手”是对“看不见的手”的否定，凯恩斯为解决大萧条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看得见的手”的市场机制运行了50年，局限性也暴露出来了，出现了以弗里德曼的理论，他是对凯恩斯的否定，是对亚当斯密的否定之否定。

　　 那么弗里德曼的理论又运行了30多年，对解决80年代之初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滞胀起到了很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那时候很多西方国家，很多国有化的企业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实行改革重组，这三十年发展非常快。到今天他的局限性又暴露出来了，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在解决过程中呼唤新的理论。这个新的理论应该是对弗里德曼的否定，对凯恩斯的否定之否定。这个新的理论既不是否定市场经济，但也不能迷信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加上国家宏观调控，掌握好“度”，这个“度”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光强调一方面都有片面性的。

　　亲历中国保险40载沉浮

　　赵萍

　　 王宪章，一个几乎经历了中国保险业起步、暂停、恢复到飞速发展各个阶段的“老保险人”，而他的经历也成为中国保险业近40年来兴衰沉浮的缩影。

　　 1965年，大学毕业的王宪章留校任教四年后，1969年开始从事保险业，先后担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大连分公司副经理、辽宁省分公司总经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香港中国保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0年，已经在保险业摸爬滚打31年的王宪章出任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而他把中国人寿的股份制改造并成功实现海外上市看成是一生中最富挑战性的工作。

　　 2003年美国当地时间12月17日上午9点半，王宪章为纽约证交所鸣响了开盘钟。中国人寿于17日、18日分别在纽约和香港两地挂牌上市，以融资35亿美元成为2003年全球最大IPO。

　　 是时，中国人寿已经是国内最大的寿险公司，年保费收入超过1000亿元。

　　 恢复保险业务

　　 《21世纪》：最初投身保险业时，你眼中的中国保险业是个什么样子？

　　 王宪章：我在大学读书时，老师讲到在进出口商品价格的构成中有个CIF价格，即C是cost（成本），I是insurance premium（保险费），F是freight（运费）。在四年的大学学习过程中，关于“保险”只有这一个小时的课程，确定了我的终身职业。

　　 1969年，我到了中国银行大连分行的保险科，分行才是一个半处级单位，所以我们那个科就相当于“股”。当时的中国银行以口岸银行为主，俗称“广大上青天”，即广东、大连、上海、青岛、天津，负责处理进出口结汇业务。

　　 当时国内保险业务已经停办很多年，这是体制决定的，因为当时基本上都是国营企业，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调剂方式对各种灾害损失进行补偿，因此有人认为开办商业保险的必要性不大，“一大二公”是最大的保险。

　　 《21世纪》：国内停办了20多年的保险业务又是怎么恢复的呢？

　　 王宪章：这个问题首先涉及保险的作用，这里有个故事。那时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万吨巨轮“跃进号”首航即触礁沉没，由于进行了保险，且大部分分到了国际再保险市场，结果再保险赔款比再从国外买一艘轮船还要多（因为当时我国自行制造的万吨巨轮所花费的成本比进口一艘轮船更贵），之后还有一艘轮船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两轮”事件将保险的重要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为最终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奠定了基础。之后决策层做出表态——为了企业经营可以科学的核算成本，保险费应当是必要的支出，应该允许国内保险发展，体现保险职能，通过保险的渠道搜集大量损失记录，提供防灾防损措施，减少灾害事故的发生和整个社会财富的流失。于是，1979年，我国正式恢复国内保险业务。那一年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始之年。

　　 《21世纪》：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第一次会议你就参加了，刚开始时业务好做吗？

　　 王宪章：刚恢复国内业务时，虽然国内已经有了保险需求，但需求并不迫切，毕竟大部分企业还是国有的，即便发生损失，核销的还是可以申请财政拨款的，但这样的做法从核算体系上讲是不科学的，并不能真实的反映企业的盈亏情况。所以刚开始时，保险的发展非常艰难，几乎是依靠“红头文件”即中央文件“要求各单位积极参加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保险”来发展的，保费收入也很少，只有4.6亿元。

　　 时势造英雄

　　 《21世纪》：你的经历就是行业发展的缩影，刚刚起步的保险业，发展虽然迅猛，但人才、技术、市场，百废待兴，必须摸着石头过河，也必须大胆尝试。是这样吗？

　　 王宪章：是的。任上的两年里，既当领导又做业务。我亲自带业务员到一线去展业，充当一个大业务员。我做的最大一笔业务是在鞍钢，当时的展业成本很低，只送了一只8块钱的人造革包和一支英雄笔，就把那笔业务做下来了（笑），包括总公司、分公司、子公司所有业务加在一起，保险费有1400多万元。就这样，辽分的业务突飞猛进，在总公司排在前三名，又把我选为了后备干部，1986年，被正式调到总公司，是当时第一个从地方分公司调到总公司的班子成员。

　　 《21世纪》：进入总公司后你分管哪块业务？情况如何？

　　 王宪章：我分管所有的国内业务（财险、人身险）、防灾防损、计划、财务、信息、投资，还协助一把手分管人事。

　　 刚到总公司时，保险业还是垄断的，毕竟是国内唯一一家保险公司。直到1988年，平安保险的诞生才打破了一直以来人保一家垄断的状况。

　　 从总公司的角度，我当时也很保守，虽然也认识到这么大个国家，独家办保险不利于发展，但我并不主张多家办保险，认为多家办保险的条件并不成熟。但是有关部门要求多家办保险的呼声越来越高，我的思想也随之转变了。

　　 成功登陆海外

　　 《21世纪》：你接管中国最大的寿险公司后，相信带领中国人寿成功实现海外上市，是您从业三十多年最大的成就之一，请您谈谈当时的经历，包括上市的一些花絮。

　　 王宪章：我当时临危受命，很大程度上是为化解中国人寿的巨额利差损，而我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股份制改造，让中国人寿上市。我们上市的时候困难重重，正积极重组准备上市的时候，审计署突然进驻，还遇上sars（非典），办公室不能工作了，就搬到院子里。结果一边是普华永道、麦肯锡在做财务重组，另一边审计署在审计，我们经常忙得焦头烂额。

　　 普华永道作为一家外国公司，对公司一些财务数据的认定有争议，但如果完全按照他们的方法认定，对公司业务发展又很不利，僵持不下，要我过去拍板。我早上六点钟赶到中国大饭店，去了以后我说，你们的意见很好，但我有个折中的意见，你们如能接受，我们的合作将是愉快的，否则本公司将考虑上市的进程是否推迟，最后对方妥协了。审计署那边，也常常像这样把我叫过去，总是认为我们的计算方法不对。

　　 《21世纪》：当年的审计风暴确实给中国人寿带来不小的冲击。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是不是计算方法确实有问题？

　　 王宪章：没有问题，保险的精算很专业且自成体系，例如成本摊入，哪些需要当年摊入，哪些可以分散到若干年等等，都很复杂。还有就是国有企业的一些核算制度的操作性很差，而企业经营过程中需要一些自主性。好比吃饭，有人喜欢吃醋有人却喜欢吃酱油，按规定买酱油的钱不能买醋，如果你用买酱油的钱买了醋，虽然都吃饱了，但违规了。

　　 《21世纪》：无论如何，海外上市还是给中国人寿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宪章：我们计划融资20亿-25亿美元，如此大量的融资规模必须到美国市场去，谈何容易，连普华永道和个别中介机构都不同意，但我们说服他们了，我们决心已下“背水一战”。上市的过程非常复杂，光是怎么样把几百亿的利差损解释清楚就是个大难题。结果，任何人都没有想到我们融到了35亿美元。当时我们在美国路演时，270多人听我们演讲，讲完后几乎没有人提问，全场鼓掌，下来后就签单，我记得我们走了103家投资者，101家买了我们的股票。

　　 上市对中国人寿意义太大了，上市之后才能参与国际竞争，才能成为世界500强排名靠前的大企业。但上市之前，中国人寿的“大锅饭”习气很浓厚，干好干坏一个样，内部审计、风险控制都处于很低的水平，否则也不会产生那么多的利差损。上市后建立审计队伍，逐级化解风险，目的就是建立一个现代企业的模式和良性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