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2008年10月14日，也即本报新加坡采访小组专访李光耀资政的次日，采访小组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专程拜访郑永年教授。这位从大陆过埠新加坡的著名政治学者，以其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及香港一些媒体上的专栏文章而为国内民众所熟悉。他长期主持新国大的东亚研究所，在2007年之前的两年也曾应邀到英国诺丁汉大学主持中国研究所，请他来谈论新加坡对中国改革开放所作的贡献显然是极为合适的。

　　 许多转轨国家，比如俄罗斯，十分羡慕中国，因为中国除了大陆本土之外，还有庞大的海外华侨华人群体以及新港台这三个地区。虽然新加坡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台湾处于半游离状态，香港曾经是一个殖民地，但是它们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成败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尤其是香港，它的作用可能最大，其次是台湾和新加坡。如果没有这三个地区，令人难以想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会如何进行。

　　 虽然李光耀作为政治家强调新加坡与台湾、香港的不同，但郑永年教授则强调其与港台的相似性，强调新加坡也是以华人为主的社会体，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不见得比台湾小。

　　 郑永年指出，三地对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影响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台湾的影响主要是所谓的企业部门。台湾的特征就是企业部门非常强，中小企业做得特别好，台湾经济及产业的国际化特色明显；香港的制造业差不多都转移到了珠江三角洲，如果没有香港的产业转移，那么珠江三角洲根本没办法启动，香港的贡献甚至比台湾更大。

　　 郑永年强调说，现在很多人提出香港当年转移过来的产业技术水平不高，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它对中国经济和改革开放启动时的支持。因为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民营经济基本上没有，香港的这些技术刚好满足了当时中国的需要，在有了这个基础之后，中国的产业才能谋求更高的发展，任何一个社会的产业升级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当时香港的技术对中国内地来说已经是很先进的了。

　　 郑永年认为，一项高新技术能不能在一个社会得到有效地发展，这取决于这个社会对它的接受程度。台湾的IT产业也只能是到了1990年代以后才兴起，它不可能在1980年代就能够发展壮大。同样，中国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没有改革开放这些年打下的制造业基础，中国也不可能发展IT产业。

　　 而新加坡对中国的影响，除了新加坡商人在中国的投资外，还有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吸引大规模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示范作用以及新加坡主权投资基金和淡马锡模式对中国国资改革的影响等等。

　　 但这些与李光耀个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相比又算得了什么？30年来李光耀一直站在旁边审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作为国际战略家为中国政府领导人提出诚恳的建议，而其建议往往为中国领导人所采纳。李光耀在国际上强调中国改革开放对于全球的价值，帮助中国改革开放建立一个友善的国际环境。

　　 李光耀也认为新加坡对中国最有价值的不是硬件方面，而是软件方面，他在这方面影响了邓小平。

　　 郑永年说，邓小平说要向新加坡学习，不仅仅是新加坡经济比较发达，还有它良好的社会秩序。

　　 “中国很多年前就对新加坡感兴趣，这种兴趣并不局限于经济上的，新加坡作为一个小的Model，一个政治、经济、社会非常复杂的Model，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新加坡执政党的Model：新加坡拥有高效、廉洁的政府，除此以外，更能引起中国兴趣的是它是一党独大的政治制度，又能跟民族性质结合得很好，同时还能把中西方文化中的精华结合起来。” 郑永年认为。

　　 他还是很忙

　　 李光耀曾经十数次到访中国，他也多次在中国国家媒体上阐述他对中国改革成果的见解，但是还没有一份中国的市场化媒体采访过这位世界级的政治家。因此，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有特殊意义的时点，由《21世纪经济报道》这样一份新兴媒体来与他对话，会是怎样的景象？

　　 这是我们在2008年6月策划《南方的力量》系列高端访谈时，很突然地跳出来的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最终导致了2008年10月13日下午，由本报主编刘洲伟带队的4人采访小组坐在了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的会话桌前。

　　 李光耀资政办公室位于新加坡总统府内，而总统府是建在一个几十米高的小山坡上的几栋白色三四层小楼，如果不是每50米左右就有一个卫兵站岗，那么它跟一个西式的私家花园没什么两样。根据资政办公室的安排，我们的采访时间被安排在下午5时半，但是安排在我们之前的客人的拖延，我们的时间被调整到了当天下午6点。

　　 6点整，李光耀的客人告辞，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一个熟悉而高大的老人迎面向我们走来。在一个暖色调装饰简朴的办公室里，我们在简短的寒喧之后直入主题。能熟练使用中文的李光耀坚持用他认为表述更严谨的英文接受我们的采访。令人印象深刻的是，85岁的李光耀对于多年前的历史细节、具体数字均能信手拈来，没有丝毫的思考停顿。由于李光耀谈兴较浓，采访结束时已超过约定的时间，这让资政办公室秘书杨云英女士微笑“抱怨”：“资政见的下一个客人已经等久了。”

　　 此言不虚，下了楼，一个东南亚邻国长相的仁兄果然已在接待室等候，并在我们离开时登上了资政办公室的小楼。这令我们颇为感慨：一个85岁的老人仍然保持有如此旺盛的精力和关注时事的热枕。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接待室等候期间，看到桌上摆着一个厚厚的签名册，各国政要名流都在上面留下了墨宝，其中用中文书写的既有马英九、谢长廷，也有曾荫权、吴仪、曹刚川等等不一而足，而离当天最近的一个中文签名，则是9月16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