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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公众特别容易拥抱大政府，认为政府才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一有问题就找政府帮忙。于是，失业的要找政府安排再就业，企业濒临倒闭要找政府拿贷款，橘农卖不动橘子也要找政府帮忙。惠州果农反映柑橘滞销，相关农业部门就呼吁市民购买“爱心橘”，帮助果农渡过难关。这本质上与濒临破产的中小企业寻求政府帮忙没有区别。

　　而果农和企业之所以产生对政府的依赖，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因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所造成的。地方政府不放心市场主体能自我调节，因此父爱主义泛滥，而这种父爱主义的行为又强化了市场主体的自我预期，进一步形成了他们的预算软约束现象。如此就陷入了“政府对亏损兜底，企业不能自我独立，进而又要寻求政府帮助”的怪圈。

　　当然可以说果农寻求政府以及各界帮助，并且大打“爱心”牌，也是一种促销手段。同情心如果能够转化成购买力，那么针对同情心做一下广告也无可厚非。但需要注意到企业行为是“私权利”，而政府是“公器”。公器不可私用，其中的经济学道理是，一旦公器可以私用，并且没有什么成本的话，那么人人都会想要用这个公器。因为公器是有限的，所以很快会被用光，就好比说一块公共的草地，牧羊人可以不用花成本就能牧羊，那么所有的牧羊人都会尽可能多的放羊，结果会出现“公地的悲剧”，草地迅速会寸草不生。

　　□李华芳（摘编自12月2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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