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晖

　　2009年，可以预期，一场教育改革即将拉开大幕。

　　2008年8月，作为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的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听取教育部关于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规划》)工作情况的汇报，审议并原则通过《规划》制订工作方案。

　　自此，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继医疗改革之后，教育改革正式破题，被提上了最高决策者的议事日程。

　　众多教育界的内部人士都认为，以《规划》制定为核心的此次教改，将指明未来20年间中国教育发展的大方向，并决定一个13亿人口大国在21世纪的教育方针。

　　近日，本报就《规划》的制定、教育改革可能的方向、教育改革的动力等问题专访了杨东平教授，试图通过他的叙述与分析，勾勒一幅未来中国教育改革的图景。

　　转折之年

　　《21世纪》：近期你在不同场合都提到，2009年对于中国教育而言可能会是一个“转折之年”，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

　　杨东平：因为现在国家开始启动了《规划》的制定。围绕着这个《规划》的制定，我国的教育已到了一个新的关键时刻，产生了改变的可能性。

　　最近，温家宝总理在中央党校有过一次讲话，谈到对中国教育的三个认识：首先，教育不适应目前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次，教育投入急待增加；第三，教育体制急待改革。其实，这个《规划》最初名为“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是温家宝总理在题目上加了“改革”二字，变成了现在的名字。由此可见，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教育改革的愿望还是十分迫切的。

　　主抓教育的国务委员刘延东在今年两会期间，也就如何办好教育的问题请教了很多的专家学者，要求是一页纸，集中谈主要问题、如何解决，不要展开，越简单越好。我当时应邀给她写过几个东西，可见主事者很希望能够迅速抓住问题的核心，有所作为。

　　另外，按照此前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确定的工作思路，此次《规划》的制定要“广泛听取专家学者、社会各界、学生及家长的意见，重大问题在社会公开讨论，使规划编制过程成为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成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这种方式，在教育领域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国家其他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医改、立法、价格听证都已引入公开征询意见的环节，但在教育领域，决策一般都是封闭进行的，独断性、随意性很强，所做出的决策经常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类似的例子很多，无论是大的政策，比如学校扩招、高校合并等，还是小的政策，如校园跳交谊舞、京剧进学校等，都引起很大的民意反弹。因此，这次《规划》的制定过程也可视作是教育决策改革的一个契机。

　　如果上述目标都能达到，无疑明年将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转折之年。

　　《教改规划》明年公示

　　《21世纪》：作为教育部此次《规划》所聘请的课题组专家，请你简单介绍一下目前《规划》制定的情况？

　　杨东平：就我所知，目前《规划》的调研工作总共确定了11个重大专题、36个子课题，涉及到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包括推进素质教育、基础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等。课题组成员通常由教育系统内部的专家学者和教育部的官员组成。

　　课题组在制定规划时，也会召开不同层面的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但教育部在其中还是居主导地位。所以这次教育改革能够通过的东西，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很有限。

　　《21世纪》：中国的教育改革涉及到教育的方方面面，这次《规划》制定也有所体现，仅仅是子课题就有36个之多。但改革本身，必须要有一个轻重缓急之分，就个人而言，你认为中国教育在哪些方面是急待改革的？如果有个排序的话，依照紧迫程度排在前三位的问题又是什么？

　　杨东平：中国教育所存在的问题非常多，也都很紧迫，但我自己比较看重的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教育方针、培养目标的厘定，我们必须要确定一个新的教育哲学，这个问题虽然看起来比较形而上，但是可以转化成为一个非常具体的表达，就是培养目标的问题。中国现代教育的培养目标，绝不是培养考试机器、应试能手，而是要培养崇尚个性发展的现代公民。

　　教育经费是另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中国政府早在1993年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时，就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上世纪末占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这个目标一直未能得以实现。在教育经费绝对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相对比例却一度呈停滞或下滑的趋势。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再次重申了这一目标：“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2007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49529.9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3.32%，比上年的3%增加了0.32个百分点。这个速度是近年来增幅最大的一次，按照目前的增速，2010年可能很难达到4%的目标，估计要到2012年才能达成。

　　《21世纪》：教育投资这块，一方面存在着总投入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存在着投资主体错位的问题？

　　杨东平：目前，教育经费按来源可以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其中地方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绝对主力。而地方教育经费投入还可以细分为省级、地市级和县级、乡镇级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

　　从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投资体制看，我们从以前的“人民教育人民办”，经过“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正在逐步过渡到“义务教育经费由省级政府统筹，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各级财政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体制”。这个过程，也是义务教育经费责任重心逐渐上移的过程。

　　从我国目前教育经费筹措来看，中央、省、县三级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各司其责。县级政府的责任，主要是基础教育经费投入方面，省级教育经费投入的重点是高等教育和一些专项经费。中央教育投入的重点也是高等教育和专项教育经费，特别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给予倾斜。

　　在现实运作当中，基础教育经费的筹措还是处于“以县为主”的阶段。依照财政情况，中国的县级政府可以分为三类，也就是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入不敷出，需要国家财政支持的；另外三分之一是收支持平的；还有三分之一是有财政收入盈余的。县一级财政收入差异这么大，在这个层级基础上统筹基础教育经费，把发展义务教育的重担交给地方政府，肯定会导致教育不公平的产生。其实，在大多数国家，义务教育经费的统筹都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的。按照中国的现实国情，这项经费的筹措应该完全实现向以省为主的过渡。不过这项改革近期内开展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毕竟我们是在2002年才确定到“以县为主”的经费管理体制，国家的政策要有一定的稳定性，一般不会这么快再做大的调整，改革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但我仍然要强调一个原则，就是教育政策的制定必须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中国太大了，各地情况都有所不同。比如义务教育经费统筹的问题，我到浙江考察时发现，绍兴那边的一个乡，它的财政支撑当地几所学校的运作都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教育经费的统筹，到底是以乡为主，还是以县为主，或是以省为主，需要因地制宜。

　　体制变革更重要

　　《21世纪》：在几年前接受媒体的一次采访时，你曾经表示教育体制的改革是目前中国教育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如今，这个判断是否依然成立？

　　杨东平：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也是这次教育改革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其中，我个人比较看重的是教育部自身转变职能的问题。体制改革包括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比如政府和学校的关系；还包括微观层面改革，即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比如中小学校、高等院校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等。作为教育的主管部门，教育部自身的改革也很重要，比如教育部自身如何建立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如何建立一个新型的政教关系。目前，据我所知，《规划》的制定中，并没有涉及到这个部分。

　　而教育部转变自身职能，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下放直属高等院校。现在，教育部下辖71所直属高校，已较上世纪80年代所管理的36所高校翻了一番，其内部很多的司局也都是针对高等教育而建立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老问题了，从1950年代开始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这两个部门就分分合合，实际就是这个问题，你一合在一起，教育部的实际功能就变成了高教部。

　　现在要进行制度创新，就是要构造一个全新的制度。教育部目前对高等学校的管理，一个是干部任命，一个是财政拨款，这两个东西都需要转变。依照大多数国家的经验，都是有一个中间组织，一般叫做大学拨款委员会，作为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的组织，由这个组织对高等院校的业绩和财政状况进行评价，来决定它下一年的预算以及拨款。

　　另外，高等院校的大学校长并不是由教育部门来任命的，而是通过一个大学校长的遴选机制来推选出来的。这两个制度是中国高校过去没有的，属于全新的制度建设，需要通过试点来探索来逐渐建立。我建议先拿985高校进行试点，试点个四五年的时间，争取让这个制度在十年内能在中国落地生根。

　　美国的联邦教育部就两个功能，一个是建立国家级的教育数据库，对包括学生数量、教师数量、教学水平等在内的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另一个就是转移支付，基于前面数据的差异向弱势地区、弱势人群提供联邦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我们已经确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但是你的体制在世界上却是落后的，这样是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