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金 城

　　2008年10月14日，也即本报新加坡采访小组专访李光耀资政的次日，采访小组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专程拜访郑永年教授。这位从大陆过埠新加坡的著名政治学者，以其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及香港一些媒体上的专栏文章而为国内民众所熟悉。他长期主持新国大的东亚研究所，在2007年之前的两年也曾应邀到英国诺丁汉大学主持中国研究所，请他来谈论新加坡对中国改革开放所作的贡献显然是极为合适的。

　　许多转轨国家，比如俄罗斯，十分羡慕中国，因为中国除了大陆本土之外，还有庞大的海外华侨华人群体以及新港台这三个地区。虽然新加坡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台湾处于半游离状态，香港曾经是一个殖民地，但是它们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成败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尤其是香港，它的作用可能最大，其次是台湾和新加坡。如果没有这三个地区，令人难以想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会如何进行。

　　虽然李光耀作为政治家强调新加坡与台湾、香港的不同，但郑永年教授则强调其与港台的相似性，强调新加坡也是以华人为主的社会体，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不见得比台湾小。

　　郑永年指出，三地对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影响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台湾的影响主要是所谓的企业部门。台湾的特征就是企业部门非常强，中小企业做得特别好，台湾经济及产业的国际化特色明显；香港的制造业差不多都转移到了珠江三角洲，如果没有香港的产业转移，那么珠江三角洲根本没办法启动，香港的贡献甚至比台湾更大。

　　郑永年强调说，现在很多人提出香港当年转移过来的产业技术水平不高，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它对中国经济和改革开放启动时的支持。因为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民营经济基本上没有，香港的这些技术刚好满足了当时中国的需要，在有了这个基础之后，中国的产业才能谋求更高的发展，任何一个社会的产业升级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当时香港的技术对中国内地来说已经是很先进的了。

　　郑永年认为，一项高新技术能不能在一个社会得到有效地发展，这取决于这个社会对它的接受程度。台湾的IT产业也只能是到了1990年代以后才兴起，它不可能在1980年代就能够发展壮大。同样，中国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没有改革开放这些年打下的制造业基础，中国也不可能发展IT产业。

　　而新加坡对中国的影响，除了新加坡商人在中国的投资外，还有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吸引大规模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示范作用以及新加坡主权投资基金和淡马锡模式对中国国资改革的影响等等。

　　但这些与李光耀个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相比又算得了什么？30年来李光耀一直站在旁边审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作为国际战略家为中国政府领导人提出诚恳的建议，而其建议往往为中国领导人所采纳。李光耀在国际上强调中国改革开放对于全球的价值，帮助中国改革开放建立一个友善的国际环境。

　　李光耀也认为新加坡对中国最有价值的不是硬件方面，而是软件方面，他在这方面影响了邓小平。

　　郑永年说，邓小平说要向新加坡学习，不仅仅是新加坡经济比较发达，还有它良好的社会秩序。

　　“中国很多年前就对新加坡感兴趣，这种兴趣并不局限于经济上的，新加坡作为一个小的Model，一个政治、经济、社会非常复杂的Model，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新加坡执政党的Model：新加坡拥有高效、廉洁的政府，除此以外，更能引起中国兴趣的是它是一党独大的政治制度，又能跟民族性质结合得很好，同时还能把中西方文化中的精华结合起来。” 郑永年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