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

　　《第一财经日报》WER·思想盛宴圆桌会议“展望2009：改革与创新”

　　编者按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和经济周期调整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起，中国经济经历了大幅度的增速放缓，预计2009年也将面临较为严峻的增长形势。在刚刚纪念了改革开放30周年的历史时刻，经济形势的考验令人深深体会到紧迫感和责任感。中国经济如何平稳度过这一次冲击，如何尽快回到持续、又好又快发展的道路，如何以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战略目标——“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各领域专家学者和公众所非常关心和正在积极思考的问题。就此，《第一财经日报》邀请5位经济学家，分享他们对未来改革方向的一些思考。

　　[ 政府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同时，要注意避免出现民营企业边缘化的问题。出台拉动内需的政策，最好是能一箭双雕：既启动居民消费，又把比较大部分的利润留给民营企业 ]

　　主办：

　　《第一财经日报》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时间：2008年12月23日

　　地点：《第一财经日报》社

　　发言嘉宾：

　　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 田国强

　　美国三一学院终身教授 文贯中

　　上海财大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张欣

　　上海交大经济学院院长 周林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乔依德

　　主持：

　　环球经济评论编辑部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很多重要成就，但在很多领域，改革还有待推进，你们对未来的改革有何期待？

　　文贯中：我一直认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我就从这个角度来回答中国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方向这个问题。

　　2008年全面爆发的金融风暴已经演变为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致使世界市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急剧下降。受此冲击，珠三角、长三角不少出口加工型企业停产或倒闭，农民工纷纷回乡。中国城市化进程短期内面临逆转挑战。

　　外需冲击又一次暴露了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造成内需不足的重要因素又是农民收入过低。占中国人口56%的农村人口，只拿到了GDP的12%；2009年，由于大量进城务工农民失去工作岗位，这个比例有可能会更低。

　　过分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易受外部冲击，使农民增收难以保持稳定发展势头；而农民收入长期偏低反过来又会拖累内需增长。由此可见，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除此之外，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影响公平，也是一个道义问题。有调查显示美国黑人收入与白人收入的比率是0.8：1，许多人就认为这个差距太大，是个大问题。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只有城市居民的30%左右，却还有不少人认为这是我们的优势——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这是一种很自私的想法！

　　因此，不论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个现实需要，还是从道义上来考虑，解决好“三农”问题、提高农民收入都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核心目标。

　　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必须思考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人口最大部分的农村人口，其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长期偏低，甚至越来越低？

　　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土地制度问题。宪法规定，中国的土地，从产权上分为国有土地（城市）和集体所有土地（农村），农村土地不能通过土地市场自由转换为城市建设用地，而是必须经过国家征收，变为国有土地，才能进入城市建设用地的市场。由于这一征收环节的存在，农村土地变为城市建设用地这个过程中的增值，大部分便没留在农民手里。

　　这也就意味着，农民难以通过自己仅有的财产——土地，来增加收入。相比而言，城镇居民或是通过资本，或是通过劳动，以及只有城镇居民可以享受的一些社会保障，都能获得收入；农民增收难，当然也就不难理解。

　　从城市化的角度来说，通过土地征收来推进的城市化，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这种方式的城市化，“好处”是比较容易推进，但它造成的问题不少。农民收入已经很低，又“很廉价地”失去了土地，使得他没有足够的财力融入大中城市，而在当地也缺乏资本形成繁荣的小城镇，农民只好进入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行业打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不得不长期过分依赖出口的深层原因，也是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争议等等压力得不到彻底释放的瓶颈。

　　如果在土地制度上有一个大的突破，能够明确农民对土地的产权，那么整个扭曲的问题链条就可以理顺。

　　试想某一户农民愿意退出农业生产，他可以选择把自己的土地拿到市场上卖掉，或是卖给自己当地的亲友，或是卖给城市开发商，总之是以市价，也就是比较公平的一个价格卖断土地；他也可以选择把土地出租等方式。无论何种方式，他都可以获得比较大的一笔钱，使他能够承受在城市居住的成本。当一个地方的农民较多地选择转变为非农民，那么当地就会集聚起一座座小城镇，这种集聚效应就会产生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而他们转让土地所获得的资金就可以用来投资和消费。

　　这种自发自生的城市化所创造的需求都是内需，而其中很大的一块需求是对服务业的需求，这同时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服务业的产品主要是非贸易品，因此服务业的发达不会引起产能过剩以至于必须依赖出口的问题，也就从根本上缓解了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由此看来，土地产权改革和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既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也是调整经济结构的合理路径。在土地产权改革的基础上再充分允许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消除城乡二元化格局，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未来长治久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条可行之路。

　　十七届三中全会所使用的一个关键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次会议比较有新意的是要求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给予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市同价的待遇。希望党和政府进一步推进改革，以更大的创新使中国经济发展突破这个瓶颈。

　　周林：刚才文贯中讲到农民卖断和出租土地两种方式，这里我还要补充很重要的一种方式，那就是以土地进行抵押贷款。这种方式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有助于解决一直困扰我们的农村金融发展滞后这个问题。农村金融为什么发展滞后，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农民缺乏可以用作抵押品的资产，因而缺乏信用；一旦土地明确了产权，农民需要融资时就不愁没有抵押品了。因此明确土地产权既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有利于自发自生式的城市化和扩大内需，也有利于金融业深入广大农村市场。

　　《第一财经日报》：文教授把问题剖析得很清楚，一环一环地论证了明确土地产权对于解决中国经济目前所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起着多么关键的作用。但是也有一些人士担心，一旦明确了土地产权，就会有大批大批的农民失去赖以为生的土地，成为流民或者城市贫民，对此你怎么回应？

　　文贯中：这个问题我是想过的。我认为明确土地产权不会造成有些人说的那种严重后果。首先，并非所有的农民都会选择把土地卖掉，尤其是在经济不好，城市就业形势严峻的时期，大多数农民可能会很理性地选择保留土地，最多出租或抵押，而不是卖断。

　　其次，就算已经卖断土地出来了的农民，只要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他仍然可以进入任何他能够进入的行业，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大大扩展了的服务业以外，农业也是一个选择——也就是回到农村成为受雇佣的农业工人。在城市里打工，和在农业企业里打工，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而在农业劳动力供应充足的情况下，哪怕是大农庄的经营者也不会放着价格相对低廉的人力不用，而去一味地使用机械化生产。

　　我们大家都承认，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从过去过于超前以至于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国有制计划经济退回到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市场经济。在比较先进的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中，都已经允许私有制发挥重要作用，为什么在最滞后的产业——农业，要坚持公有制一统天下？

　　从农业经济、农业社会转向非农业经济、非农业社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要充分相信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让经济中的各种要素自由流动起来，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政府提供好公共产品和服务，对欠发达地区和弱势人群做好财政扶持和转移支付，中国经济一定可以找到更持久、更强劲的发展动力和更公平、更和谐的发展路径。

　　《第一财经日报》：文教授讲的是一个中长期、结构性、战略性的发展方向问题。那么我们也很关心中短期，具体而言2009年中国经济应该如何渡过难关这个问题。在这方面你们有何建议？

　　张欣：我想提出来探讨的是下一阶段保增长与保就业的关系问题。政府现在“保增长”与“保就业”都提，原则上说这两个都重要。但是我认为两者之间并不是完全等价的关系，而是有一个主次的关系：“保就业”应该优先于“保增长”。

　　增长并不等于就业，有了增长未必能扩大就业。如果投资都是投在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或者财政、产业政策都向重化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倾斜，那么从GDP上看是有增长了，但是对整体就业的拉动却不是很大；而且由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这些领域的增长，甚至会抑制就业增长。

　　因此，政府在提出口号、出台政策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现在看来有些政策可能是不利于就业的。例如增值税转型，允许企业购进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金可以在销项税金中抵扣。舆论通常只看到这一改革为企业减税的一面，而没有注意到它只减轻了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税负，同时也就意味着摊在工资上的税负比例相对上升，其效应是鼓励企业加大设备投资而减小人力方面的投资，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资本对劳动的替代。

　　其实增值税转型这个动议，当初是针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而提出的，为的是鼓励固定资产投资，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是有效的。但是一旦把它简单地一般化，不论证它是否符合其他地方、其他时期的需要，就显得不够周全、审慎了。

　　还有一个值得商榷的是《劳动合同法》的具体效果。这个法律的支持者认为该法律出台以后，虽然牺牲一些效率（提高了企业用工成本），但可以照顾到公平。可是我通过观察和研究认为，现行《劳动合同法》不仅已经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造成很大的人力成本负担，也可能导致不公平的效果——它会导致在企业正式职工和非正式雇员之间画一条线，使后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因此，在面对2009年严峻的经济形势之际，我希望决策者好好考虑是不是应该提出以“保就业”为首要目标的问题。仔细审视一下已有的和新出台的各种政策，是不是符合“保就业”的需要，还是在“保增长”的压力之下，反倒影响了就业。

　　田国强：面对外需急剧下降的挑战，大家都说要拉动内需。内需怎么拉动，靠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会起一定作用，但效率高不高是一个问题。中央政府现在说要投4万亿人民币，地方说要投几十万亿，如果都是投到效率不高的或者产能过剩的部门，其实是一种浪费。所以关键还是要拉动居民消费，怎么拉动，我的观点是想办法把人民的“生、老、病、居、教”5个方面的需求释放出来。

　　维持生计、养老、医疗、购买住宅和购买教育服务，是居民消费最主要的5个组成部分。维持生计主要靠就业，所以失业太多了居民自然不敢消费。中国居民的养老金很多在股市里损失惨重，养老没有保障也就不敢消费。看病的话，医疗保险远不完善，居民要存钱防病也造成不敢消费。住房，政府不应该去压房价，因为房价也影响信心，而是应该充分放开市场。教育则既是消费，也是人力资本投资，政府应提供好基础教育的公共品，同时放开资优教育和高等教育市场。

　　政府是不是能出台一些政策，比如管住“大小非”、放开教育市场等等，来重振信心、释放居民需求呢？

　　再来讲生产的问题。生产部门目前受到挑战，通常都归咎于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也可以考虑前一阶段的产业政策是不是也过度强调了产业升级，对民营企业施加了太大的压力，以中国的收入水平来说，现在提产业升级在某些方面是否过早？

　　文贯中：我很同意田国强关于产业升级是否过早的质疑。提出产业升级的一个理由是，中国即将迎来劳动力供应的刘易斯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将逐渐下降乃至枯竭。但是我认为这个理论值得商榷，因为这是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得出的结论。如果改革土地制度，那农村还有几亿劳动力可以向城市转移，中国在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起码还可维持10到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并不需要人为加速产业升级的节奏。

　　乔依德：政府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同时，要注意避免出现民营企业边缘化的问题。出台拉动内需的政策，最好是能一箭双雕：既启动居民消费，又把比较大部分的利润留给民营企业。直接发放消费券的办法虽然有一些争议，但是我认为还是可以试一试。如果担心居民以消费券替代日常支出，把剩下的钱储蓄起来，那么可以规定城市居民消费券只能用于非日常消费品，或者规定要在一定时间——比如3个月到1年内用完，过期作废。向全体居民发放消费券还可以和税制改革结合起来：在发放的同时进行简单的收入状况登记，立即就能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收入档案，可以为未来的税收改革提供参考。

　　我还听说四川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个比较有创新性的办法——向农民工发放培训券，政府用财政为人力资本投资埋单，既拉动内需，又增进就业。

　　总之，中国的改革本来就是困难倒逼出来的，越是困难，越要发挥创造力，推进制度创新。我们相信，当前经济形势的挑战，也一定能够促使公众形成改革共识，推动改革继续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