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树辉　　

　　岁末年终，叶沃东的手机一直保持着24小时开机状态。

　　这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习惯。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不断蔓延，在中小企业云集的“世界毛织之都”东莞大朗镇也阴霾笼罩，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由此引发的欠薪尤其是欠薪逃匿案件数量开始上升。按照大朗镇委镇政府要求，劳动部门必须随遣随到，无论何时何地。

　　这对身为大朗镇劳动分局副局长的叶沃东而言，注定是一个难以消停的非常时期。

　　在金融危机初步显现的9至11月份，大朗镇共发生欠薪逃匿案件10多宗。为阻击企业欠薪“逃路”，大朗镇劳动分局于此前的10月底制定了做好倒闭企业劳动保障工作的应急预案。叶沃东担任应急小组副组长。

　　政府部门火速处理

　　实际上，大朗镇这一应急预案的制定，与之前的欠薪逃匿事件直接相关。

　　此前的9月17日，位于大朗镇洋坑塘工业区的东莞杜氏永润彩印制品有限公司（下称“杜氏永润公司”）老板突然失踪，1000多名员工被拖欠两个半月工资。事发后，工人开始讨薪。洋坑塘劳动服务站被迫请求大朗镇劳动分局派员处理。

　　而与之相关联且处于同一工业区内的东莞大朗永联彩印厂，亦一同陷入困境。

　　叶沃东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上述两家企业实为同一投资人杜应源。据了解，东莞大朗永联彩印厂是由杜应源租用大朗物资公司和大朗农村合作社于1993年12月开办的，属“三来一补”企业，大朗沙步村村民黄福光为法定代表人兼厂长。而东莞杜氏永润彩印制品有限公司是由杜应源贷款独自开办，在当地印刷行业颇具知名度。

　　此次欠薪逃匿事件，共涉及该两家企业的现有员工1850名，影响巨大。

　　了解到员工可能讨要工资，大朗镇委镇政府次日召开了紧急会议，要求公安部门、劳动部门、大朗司法所、大朗法庭、物资公司、农信社等部门多部门联动，尽快按有关规定垫付员工工资，并迅速做好工厂的财产及物业保存。

　　而两家公司所在的洋坑塘村和厂房出租方，却遭遇池鱼之殃。

　　洋坑塘村委会有关人士向记者表示，由于这两家企业已经没有流动资金，且每天员工伙食费用需要花费约7000元，镇政府要求计算工资期间员工的伙食费和员工工资全部由管理方洋坑塘村和厂房出租方先行垫付。

　　由于镇政府的强势介入，这起涉及两家企业的欠薪逃匿事件得以迅速处理，工人工资在48小时内平稳发放。最终，垫付方合计垫付1850名员工的工资677万元，其中大朗镇洋坑塘股份经济联合社垫付389万元，东莞广盈服务有限公司垫付288万元。

　　有当地媒体援引杜氏永润公司内部管理人员的表述称，企业的破产倒闭事发资金链断裂，永润厂内的设备做抵押可值4000万元以上。在此情况下老板仍选择欠薪逃匿，可见供应商被拖欠的货款数目更为庞大。

　　应急预案化解突发危机

　　《第一财经日报》从东莞市劳动局了解到，除了上述大朗镇两家企业外，位于东莞东坑镇的永汶印刷品厂也系杜应源所投资，而在其“逃路”后，永汶印刷品厂1203名员工7至9月份的549万元工资也追讨无门。

　　不过，叶沃东表示，此类动辄涉及上千名员工的欠薪案件为数甚少，在大朗镇有八成的欠薪企业都是一些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的小作坊或小企业。

　　按照大朗镇劳动分局制定的倒闭企业劳动保障工作应急预案，30人以下的被列为一般性质的倒闭企业。事发之后，应急小组马上派出劳动监察员到达现场，迅速了解清楚用人单位的基本情况、动态、员工被拖欠工资额等情况，然后通知属地劳动服务站工作人员或居（村）委会分管劳动的干部及厂房出租方到场，并通知当地治安队维护好现场秩序。

　　“一般情况下，在到达现场之前我首先要落实好钱的问题。”叶沃东说。

　　对倒闭企业存在拖欠工资行为的，应急小组会要求厂房出租方做好垫付员工工资准备，就地组织好厂房出租方及员工代表对垫付工资问题进行协商；必要时还要引导劳动者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而对于企业或厂房出租方暂时无法支付工资的，应急小组还必须配合有关部门、单位解决拖欠职工工资问题。

　　而对30人以上的倒闭企业、由欠薪或欠薪逃匿所引发的集体上访及突发事件，依然是应急预案的防范重点。

　　此类事件发生后，应急小组副组长以上及两名以上应急小组成员必须在15分钟内到达现场，并迅速了解清楚用人单位的基本情况、事件的起因、动态、表现形式及影响等。与此同时，大朗劳动分局还要向镇委书记、镇长、镇主管领导汇报情况，并上报东莞市劳动局分管局长、局办公室、监察大队、信访办。

　　为了做到随遣随到，应急小组成员必须保持全天24小时联系畅通，休息日轮流安排至少一名应急小组成员值班，值班成员要求全天不能离开大朗镇区范围。

　　叶沃东表示，无论哪种级别的应急预案，稳定工人情绪始终都显得至关重要。作为应急响应的重要原则，应急小组将力争避免激发矛盾，防止事态扩大和蔓延，消除或减少事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严防越级上访和干扰社会正常秩序现象的发生，把问题通过“和平协商”的形式在企业内进行解决。

　　作为疏导矛盾的另一抓手，倒闭企业员工的再就业问题也一并被纳入应急预案。

　　除了尽快解决被拖欠工资问题外，应急小组还要同时组织村就业服务机构对倒闭企业有就地、就近转移就业意愿的员工进行登记，及时向所辖区内企业发布应聘信息，或组织有需要的企业现场招聘等方式对员工实施就业援助，帮助倒闭企业员工尽快实现再就业。

　　在杜氏永润公司倒闭后，多家同行企业曾蜂拥而至前来“抢人”，而此类情况在整个珠三角地区亦非常普遍，这也为疏散倒闭企业的滞留员工提供了最大的可能。

　　多管齐下全力阻击

　　企业主欠薪逃匿后，当地政府和有关利益方仍然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在叶沃东看来，有效应对之策还在于变“事中保障”为“事前预警”。

　　不过，这对于中小企业多如牛毛的“世界毛织之都”大朗镇而言，并非易事。目前，大朗镇劳动分局共有行政编制18人，劳动保障监察力量严重不足，单靠劳动监察人员挨门逐户地巡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实际上，大朗镇的倒闭企业劳动保障工作应急小组，也是从仲裁监察办到培训就业办再到行政办公人员的全员参与。

　　而在“经营者欠薪逃匿，村委或厂房出租方应垫付工资”的惯例下，村委或厂房出租方在阻击欠薪逃匿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利益诉求和行为积极性，并逐步发展成为地方劳动保障工作的强大补充力量。

　　叶沃东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依托全镇29个村级劳动服务站，大朗镇劳动分局启动了百名劳动调解员的3年培训计划，这些劳动调解员负责监控属区内的企业工资发放情况，群体性事件进行第一时间上报。而在平时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件中，有近三分之二案件是由村级劳动服务站负责协调解决的。

　　对工资发放情况的事先摸底，是事前预警的核心举措。大朗镇各驻片劳动监察员与村劳动服务站被要求把企业工资发放情况作重点监控，要求各企业每月月底都要把工资发放情况上报属地村劳动服务站，分局驻片监察员将定时下乡作全面的核实和筛查。

　　大朗镇劳动分局还向各厂房业主下发了《给厂房业主一封信》，强化厂房业主的出租方责任和风险意识，提醒厂房业主提高对经营者逃匿的警惕性，全面筑造防止经营者欠薪逃匿门槛，多管齐下。

　　在这一个过程中，曾经饱受批评的“派驻厂长”制也显示出其独特的积极意义。

　　作为始发于加工贸易经济的特殊产物，“派驻厂长”制度普遍存在于包括大朗镇在内的珠三角地区。在这一“潜规则”下，很多村委或居委会都向其辖区内加工贸易类企业，特别是三来一补企业和租用厂房进行加工贸易的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委派一名本地户籍人员做“行政厂长”等管理职务，负责沟通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信息，帮助企业解决厂外公关事务，以及解决本地人员的就业难题，监督企业的欠薪等不正常经营行为。

　　黄福光，就是一位由洋坑塘村委会派驻杜氏永润公司的厂长。从发现香港老板杜应源欠薪逃匿到安抚员工情绪，再到协助劳动部门解决工资垫付问题，黄福光在全部事件处理过程中一直都充当着异常重要的角色。

　　洋坑塘村委会有关人士向记者表示，老板欠薪逃匿的最大受害者是当地厂房出租方，而很多厂房属村集体所有，因此村委就成了“房东”，派驻本地户籍人员做厂长则可以有效防范老板在拖欠工人工资、水电费及租金后卷款出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属无奈之举。

　　村级反应和厂长反应，都是大朗镇应急预警机制的重要内容。

　　在村级反应中，全镇29个村劳动服务站要对各社区（村）、治安队，以及村民小组成员加强紧急情况及时报告的责任心培养，各成员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必须在第一时间向村委领导汇报；而在厂长反应中，厂长被要求加强对工厂经营状况跟踪掌握，发现工厂有欠薪情况要立即汇报，以防止劣态事件的发生，一旦工厂出现欠薪倒闭苗头，特别是存在群体性事件隐患苗头，厂长要马上向劳动服务站和劳动分局汇报。

　　工人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也为预警机制充分发挥防范作用提供了基础。该局工作人员称，只要企业有一个月未能及时发工资，员工就向政府部门举报，这也是政府部门掌握企业欠薪动态的一个渠道。

　　“工人投诉的，我们立即向企业发出整改通知；工人没投诉的，还有各村委进行密切监控。”叶沃东表示，除了一些无牌无证的黑作坊外，这样一张监控网络已基本能覆盖全镇大部分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