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惑之(北京)

　　英国的《泰晤士报》在19世纪已经很有名气，被视为舆论权威；主笔辞职后，往往被吸纳为内阁成员，很有面子。新闻界自诩记者是“无冕之王”，享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地位。读点新闻史，多有趣闻轶事的记载。德皇威廉二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败北后，曾哀叹“德国之所以战败，是因为没有一份《泰晤士报》和一家路透社的缘故”。据传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也讲过，“报纸是启迪人类心智最重要的工具。”还有一番更为惊人的高论，“一个国家只有政府而无报纸，另一个国家只有报纸而无政府，我宁愿意选择后者。”看来“皇帝”也好，“总统”也罢，都笃信“笔杆子”比“枪杆子”更具威力亦更重要。

　　今年“中国记者节”的前夕，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死人事故后，爆出发放“封口费”的丑闻。上演一幕真假记者麇集，出卖灵魂，讨要“封口费”的闹剧，永远钉在新闻界的“耻辱柱”上。这一卑劣行径，玷污了记者的职业道德，就像“无冕之王”的“瘌痢头”，让人恶心！由此追问下去，又是何人下的“封口令”呢？“封口令”是权力的错用，“封口费”是用于堵嘴的遮羞布，两者实为一丘之貉，后者对于前者是为虎作伥而已。其实，当下国人中的“无冕之王”，早已遵循着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诸如，具有广告功能的“软文”，新闻发布会上的“红包”，采访观光的“旅游”，“借冕播誉”以换“银子”的小巧……这些丑陋，已是公开的秘密，“无冕之王”早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公正地说，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有着光荣的传统。职业的神圣、崇高性，记者的使命、荣誉感，激励他们写出大量“惊天地、泣鬼神”的新闻报道；“鉄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打造的鸿篇巨制，鼓舞读者奋进。诸如今年令人难忘的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的报道，都让人耳目一新，深受感动，昂扬斗志。我们的记者，善于用敏锐的眼光观察世界，用新思维考量世事，用手中的笔曝光丑陋、揭露虚假、鞭挞腐败……为国家进步、民族复兴提供宝贵的精神食量。正因为如此，记者的眼睛容不得些小灰尘，灵魂中存不得肮脏，这次自曝“封口费”的丑陋，是知耻后勇的行为。把“无冕之王”的“瘌痢头”暴露在众人面前，以求得良心的安宁，更祈求人民的监督和谅解。

　　为新闻业界“把脉”之后，讳疾忌医不行，“头痛医头、脚疼医脚”也不行，“治病必求其本”。中国的新闻界需要“辨证论治”和“综合治理”，即人们常说的“法治”。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唯独一部“新闻法”难于问世，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其实，“新闻法”创立之初，不必过于追求完美，更不能求全责备，“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新闻工作必须有共同遵守的法规，才能有秩序，有纪律，才能发挥良好的作用。

　　当今，“新闻法”已经成为世界文明国家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包括新闻自由、新闻纪律、新闻机构、记者责任、职业道德等条文。立法之宗旨，一言以蔽之曰，“让新闻工作更好地为国家服务”！早在资本主义初期，西方国家对新闻立法高度关注。比如，美国在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的影响下，“第一宪法修正案”中就规定“不得废止言论和出版自由”，被视为美国新闻界的第一条法规。之后，日本制定《新闻法》，法国公布《新闻自由法》，英国通过《官方保密法》……。我国最早的新闻出版法，是1906年清正府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法》。辛亥革命期间的临时政府曾拟定“暂定报律”，国民党统治时期颁布过《新闻记者法》。

　　解放后，虽然至今还没有出台《新闻法》，但《宪法》中，关于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原则是清楚的。诸如“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等内容，历次宪法的版本都有明确规定。1985年期间，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曾陆续写出一些条文，刊载在《新闻法通讯》上。“一民之轨莫如法”，新闻界更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无论从经济状况和政治发展趋势上看，“新闻法”出台正当时。“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万事开头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迈出第一步，定然会迎来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