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玲

　　“收入分配问题是导致我国内外经济失衡的关键因素。”

　　12月6日，在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改革论坛”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称，目前高储蓄和低消费达到了近些年的最低点，应对当前内外经济形势，提高消费率必须在四大领域破题——开征资源税种、国有资本分红、调整个税、加大社保投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在进行当中，针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4万亿启动内需计划的十项措施已经开始实施。相比以政府投资快速拉动经济增长的“救急”效应，学界更看重对结构性问题进行根本性体制改革而带来的长期效果。

　　“如果不解决储蓄、消费这一国民经济最重要的结构失衡问题，其他改革都是隔靴搔痒。”樊纲称。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表示，从拉动内需和刺激经济增长来看，中央新增投资主要的作用在于引导和拉动社会投资，给市场以信心，而真正形成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需求还要靠全社会的投资、好市场的力量，还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要继续深化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的改革，如投资体制、财税体制、垄断行业改革等。

　　建议对中等收入阶层减税

　　追寻高储蓄低消费问题的根源，樊纲给出四个原因：资源价格低、国有垄断资本利润未上缴、个税税率不合理、社保投入低。为此，解决方案也依次展开。

　　首先，樊纲建议以多种形式合理征收资源税，收缴国企红利。

　　此外，和大多数财税专家一样，樊纲也认为，通过减税来拉动内需、启动消费是根本之举，但“我跟大家提出的提高起征点的看法不太一样。”樊表示，个税调整应该落脚在税率累进制度上。

　　目前，我国针对工资和薪金所得实行起征点为月收入2000元、5%-45%的九级累进所得税率。月应纳税所得额在500元以下按5%征收、500-2000元按10%征收。一旦超过2000元，累进税率增加很快。如每月5000元的应纳税所得额要面对20%的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

　　“在高收入那个层面应该继续高收，低收入继续低收，而在中等收入那块要让出来。”樊纲称，可以通过改进现行所得税税率来减轻中等收入阶段的税负。

　　具体做法是，在不改变现行起征点的情况下，月应纳税所得额在500元以下的保持5%的所得税率；500-5000元按10%的税率征收。

　　“上述两步，既保持了现行个税制度的稳定性，也降低了2000元以上应纳税所得的税率。”樊纲称。

　　而最关键的一步是，建议把5000-40000元的应纳税所得额，调整为统一实行15%的税率。“这个范围包含了大多数的中等收入阶层，统一实行较低的税率符合国际惯例，有利于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樊纲表示，40000-50000元，建议实行20%的税率，50000元以上按照原来税率征收。

　　“如果仅仅把拉动内需作为应对经济下行的措施，那么在提高消费率的政策和决策上一定会有一些偏差。”论坛上，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也表示，要进行相应的财税体制改革，“应该从一个战略角度来研究怎么提高消费率，即重点解决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的中低收入群体，增加他们的个人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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