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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项下应对监管断层
本报记者 郑小伶 王镇江
本报记者采访中国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主任李伏安，话题即从他所处的岗位职能开始的。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重点是什么？是创新还是协作？在本轮经济周期下，中国银行业得益于市场局部开放，或得益于金融高杠杆产品尚没有走进中国市场，或得益于中国监管层对风险审慎、预警措施的坚持？
李伏安朗声大笑，答：看你们念在哪儿了？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每个词各有重音，实际上我们四个都做。
“对于跨市场的风险，我们要注意协作，对保险、证券等业务需要协作，创新可能要少一点。”此话落地，中国各银行投资理财产品的全面性亏损的困境已然摊到了监管层的桌面上。
以下是本报记者在“亚洲银行竞争力排名”的问卷调研时对李伏安的采访对话。
全球性“监管断层”
《21世纪》：让我们看一下国际上金融机构问题。是不是如大家所说，创新过度、杠杆化过高了，酝酿了一系列的问题。国内又是怎么样？
李伏安：国际金融创新过度肯定是没有疑问的。一是过度运用创新的工具，二是在多个领域里过度的使用。创新的方式和创新产品本身的设计是无可非议的，这些产品存在的理由，是它在市场正常情况下能够发挥好的作用，这个是不用怀疑的。关键是创新的产品被错误使用或过度地使用，核心的问题就是它在多个领域里过度地使用。这种跨市场性使得创新产品很复杂，而每个监管机构对其监管都只是集中于某一段，对整个产业链上缺乏一个整体的把握，因而形成一些监管空白。
《21世纪》：我们理解为“监管断层”？
李伏安：确有空白的地方。金融产品运用当中的问题是有多种原因的，有基础资产本身的问题，有创新产品设计单位的利益驱动的关系，中介机构缺乏市场经验，没有有效的评级工具，没有历史的经验教训等。中介公司对于新的产品，还是用旧的方法来评估，与风险管理不匹配的。
《21世纪》：你认为中介机构并不是有意抬高评级？
李伏安：评级机构不应该是明知有错而为之，关键还是他们的评级方法过旧了。
《21世纪》：评级方法过旧？
李伏安：评级机构只是用一些历史上的数据，不是实事求是地看新产品。而这些新产品，其风险点是历史风险点，历史数据解决不了的。如果过度依赖于历史数据的评级方式，确实是有问题的。另外评级也有竞争，评级方法也是商业秘密，在这方面，在保持商业秘密和保持公开透明度方面，评级也有问题。
《21世纪》：投资者还是会相信评级标准。比如说，当初把雷曼评为3A的话，投资者肯定愿意买。
李伏安：这也是一个教训！投资者有一个市场学习的过程，这时候要是说指责哪一方是唯一的罪魁祸首，是唯一的阴谋设计者，这是事后评价，不符合历史事实。从这个意义上，国际上金融创新的设计、使用和管理过程当中都有问题，这个是全球性的问题。
中国两年前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两三年前创新上基本上没有成为市场行为，那时候的问题是市场不主动。到今天我们推动创新，已看出了这个问题，同时也推动全过程的管理，这个责任刚刚明确。所以下一步我们需要更加审慎地推动管理“整个创新的过程”，但是管理过程的目的还是为了推动中国的金融创新，这是毫无疑问、不可否定的。
国际上已经有金融创新，并不可因为危机而对产品本身进行否定。正如我刚才讲的，产品的使用和监控，重点是过程当中的监督。创新产品本身没有问题，包括当前的理财产品，包括资产证券化产品。问题出在对理财产品和证券化产品的过度运用、过松的监管、过松的质量评估、过松的信息披露要求方面。
《21世纪》：关于评级机构，据说标普和穆迪，以前仅仅是靠评级费用收费，现在还搞属于创新范围内的产品设计，还收一个设计费。
李伏安：收费利益驱动是评级出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并不是主要方面。我觉得还是出在金融产品评级本身。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更重要是下一步要对评级机构的行为要建立一种约束机制，外部的约束，而不是内部简单收费的制约。
现在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实际上还是国际垄断，他们基本方法经常都一样，只公布评估结果，到底是怎么评的，如果评级出了问题，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对他们服务不当，不透明的评级行为应该如果监控、监管。这些都需要规范化。
国际社会已认识到应该对评级机构进行监管，要有一些基本的行业规范，要有收费的原则，不能有太多的利益冲突：你去评这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卖的价格，跟评级的收益挂钩，卖得越高，收益越多。现在就可以设立一个评级的风险准备基金。如果评级出现问题，评级机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21世纪》：像美国的评级机构，目前都没有这样的监管要求？
李伏安：从最近市场开始反应看，应该是在监管。美国到现在还没有明确、公开、正式地说对评级机构进行监管。
创新会更加审慎
《21世纪》：现在各大银行那么多创新产品，尤其是一些与QDII挂钩、与海外结构性产品挂钩理财产品损失非常大的，中资的、外资的都会产生。这一块的怎么办呢，它将引发监管层什么样的思考？
李伏安：还是在原来监管基础上。第一、产品本身设计有没有符合产品设计的要求。创新产品是什么要求——成本可算，风险可控。第二个，销售有没有明确告诉投资者，有没有误导销售，有没有欺诈。第三个有没有及时地给客户提供一些信息。第四、有没有很好的管理这些产品，包括在这个销售上有没有管理。第五，有没有客户投诉，业务收益是否能够做到及时弥补。我们监管还是根据这些要件进行监督。
《21世纪》：出了问题呢？
李伏安：出了问题需要看有没有证人。
《21世纪》：假设说，内地会出现像雷曼迷你债在香港情形吗？
李伏安：我们现在没有这一类产品。
《21世纪》：我们记得前两年，你一直强调“买者自负”风险原则。
李伏安：对。买者自负，并不是说监管者和这些机构一点责任没有。机构能够做到就是市场责任。
《21世纪》：那投资者会不会亏损时就来说好多东西没有披露清楚，风险责任没有尽到？
李伏安：如果投资者能够举证说是没有披露清楚，那是要追究的。
《21世纪》：在现在这种特殊环境下，你们对一些理财产品的审批，或者说一些创新的审批会更加审慎吗？
李伏安：那当然，肯定会更加审慎。我们初步了解的情况不是申请的数量，是市场本身就不出产品，买的人在大大减少了。
《21世纪》：不出产品？
李伏安：商业银行基本上不出新的产品。我看广告上有一点，有些银行出一些债券性的产品。
《21世纪》：你看市场创新方面呢？
李伏安：对新产品，继续推出，但非常慎重。
《21世纪》：去年还准备要好好做一下，现在暂缓了？最近像浙商银行获批“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好像只有一家批了？
李伏安：今年有一两家，均是去年试点还没用完的，这也是一个试点的结束阶段。
《21世纪》：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现在推出“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因为小企业确实出现了问题，还是说这一块创新可以尝试地来做？
李伏安：肯定不会因为有了问题才做这个，但与支持小企业的方向有关系，这是该银行的基础准备应该到位了。另外一个原因是持续创新，并不是次贷危机以后就不做，认为这样能够减少风险。但是我们期待在当前的情况，无论是创新也好，还是推新产品也好，应该更加审慎。而且也要把握市场时机，这就是在已经出了问题的西方金融产品创新当中，对经验教训应该充分地学习。
风险可控 成本可算
《21世纪》：近几年还有很高的呼声要做混业，现在好像都不提了。
李伏安：我没有主导过，我说过这是一种市场趋势，我们必须要重视混业，然后相应的监管不可少。简单地讲，你不能让人家，保险公司只做保险，也要跟投资行为结合起来，做一些投资连结险。银行在此前就已经开始在销一般的寿险产品。
银行销售时一定要跟客户说清楚，第一这不是银行存款，不是一个银行的行为。第二，投资者不仅是简单的买保险的行为，而是一个投资行为。第三，投资连结险产品的风险程度，远远超过银行的存款，超过简单的保险产品，要很好地认识这一点。第四个就是通过银行销售，只是一个代销网点，只收代理费，全部的责任和义务都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的。投资者可能在这里根本就见得不到保险公司的人，但是今后有权利和责任的需求，应该是去找保险公司，也许保险公司会委托银行来继续代理他的产品，但有问题必须要跟保险公司协调才行，也需要跟银行协调。这些都是我们协作的范畴。
《21世纪》：对理财产品的审批，监管部门给予市场准入，一般核心是关注哪些点？
李伏安：我们有些基本原则，事先是风险要明确，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21世纪》：可见、还是可控呢？
李伏安：可控，风险可控。
《21世纪》：是成本可见吗？
李伏安：成本可算。你要花多少钱，进价多少，银行要向客户作信息披露。
《21世纪》：你们会不会有一种引导性的方略，目前阶段暂时就不要做哪一类产品，或者是不鼓励做？
李伏安：我们没有。我们只是说现市场是一个很复杂多变的市场，你做产品的时候要特别慎重，如果要报来的话，要没有特殊理由，特殊的问题，我们没有理由去拒绝。
《21世纪》：近来有逆市而为的产品推出吗？
李伏安：我不太清楚，但是应该有的机构会有吧。简单有两个类型，第一个就是说，人家都贪婪的时候，你要恐惧，站在那哆嗦；如果别人恐惧时，你应该贪婪。这是一种选择；另外就是去年（价格）那么高的时候，还有银行都敢那么疯狂地推荐一些高端的产品。那现在你来买的话，起码比去年承担的风险减掉了百分之五十吧，或者百分之六十、七十、八十的都减掉了，还剩下百分之二十，你都不扛，你去年在干什么？你现在反思，不说你现在行为如何解释，而是要解释你去年在干什么？
去年那么多是不理性的行为，那现在起码比去年理性了80%。从这个利益上来讲，投资者可以做。从另外意义上讲，亲周期性，整个社会投资者和市场参与者行为的一致性，实际上是对市场波动性的一个更大的放大，在这个时候要有一些（逆市而为）的行为，可以和市场无关。
《21世纪》：到了年底，会对银行产品的收益或者损失有一个评估吗？
李伏安：银监会的监管就是以风险为准，主要管风险。我们不管机构做得好坏，只要你能管制风险。如果有问题，我们要看是客人的问题、产品的问题、机构的问题、还是市场的问题。
我们第一是管风险，管风险的底线就是不能让银行理财业务影响社会的稳定，在这个基础上，稳定的市场是坚决地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实际上还是管风险。
“巴塞尔协议”往前推
《21世纪》：那你觉得经历这次危机冲击以后……
李伏安：经历完了吗？
《21世纪》：还没有。
李伏安：就是说还在观测。
《21世纪》：你认为危机见底是什么时候？
李伏安：我估计3-5年吧。
《21世纪》：从什么时候开始算？从去年开始算吗？
李伏安：从现在开始算还要3-5年。
《21世纪》：严格地说，危机从去年年底就开始了。
李伏安：那就是要6年左右，这是比较乐观的。
《21世纪》：危机是否会导致金融监管重大的变化？比如有的人说巴塞尔2要修改？
李伏安：各种说法都有，有的说应该推倒重来，有的说应该来一个巴塞尔3。
《21世纪》：巴塞尔3？
李伏安：有的说要小改一下，巴塞尔2恰好也需要全面推行，各种说法都有。
《21世纪》：怎么改呢？改掉核心资本约束？
李伏安：英国提出一些方案，他们拿出一些更成熟的方案给我们，去网上都能找到。
《21世纪》：中国的监管意见呢？
李伏安：现在国际上主要的监管机构认为，对巴塞尔协议基本上是要往前推的，现在很多问题修改后，还是可以的。
《21世纪》：比如呢？
李伏安：像公允价值的问题，像表外资产风险评估的问题等。
《21世纪》：资产风险评估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要高些？
李伏安：对，有些人会有提议，比如说在经济形势增长，或者说整个金融资产价格自然上涨，超过10%以后，就是超额增长，就多计提一些。
《21世纪》：是说GDP大于10%之后的计提与小于10%时候的计提不一样？
李伏安：这个标准到时再商量，这是大概的思路。不能说这时候涨得很好，就全部计入收益。以丰补歉，好的时候多提一点，在经济下滑到一定幅度的时候，可以少提一点，甚至可以拿以前提的补现在的一些损失。
像巴塞尔新协议都有一个亲周期性，就是说好的时候把所有的资源都按好的现象计算，不好的时候就按不好的现象计。
《21世纪》：现在表内资产表外化的情况比较严重，你刚才提出来表外风险这一块，监管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李伏安：一是它的风险没有转移出去的话，还是在这个机构里，即使在表外也应该计提很高的风险权重；二，如果风险转移出去了，接受方要有相应的资本拨备，相应的损失拨备进入接受方的资本。
《21世纪》：比如哪一项呢？
李伏安：比如说这个东西确实是转移责任和风险转移出去的时候，在另外出去的那一方，一定要有充分的风险减值。不能说这个地方说是转出去了，另外一个没有地方承接，整个社会的抵抗这些风险的资本的总量下降了，这就不行。
《21世纪》：就是说如果没转移的话，自己要把这个风险披露清楚。
李伏安：对，自己要控制。
《21世纪》：然后转移的话，接受方要把这个披露清楚。
李伏安：通过交易方式，对方谁买这个东西，就计入谁的风险资产，然后要记入谁的风险计提。
《21世纪》：这样的话，会涉及到跨行业，比如说银行风险转到了证券。
李伏安：要有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需要相应的杠杆倍数限制大家。
《21世纪》：现在是没有杠杆倍数束缚。
李伏安：所以现在讨论巴塞尔协议修改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想改变这个按机构划分的方法，而变成按杠杆率来进行，不论金融机构，甚至是一个实业机构，做金融业务的杠杆率比如说超过了十倍，就应该进行监管。杠杆是可以进行监管的，虽然这有很大的难度，很难操作，但是这是一个新的思路。
《21世纪》：杠杆率标准不好制定吧？
李伏安：只要大家去做、去思考，总能找到答案。跟当时制巴塞尔协议一样，开始都觉得不太可能，吵来吵去，最后就这么制定了一个标准。现在看它不是最优选择，但是在当时是可行的选择。
《21世纪》：就是说要进入双重的风险值，一个是资产本身，还有一个是交易方面，也要做全额计提的风险。此外，公允价值去年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利润，明年呢？
李伏安：这就是亲周期性的最大的特点。
《21世纪》：接下来规范的话，从哪一方面着手规范呢？
李伏安：价格的计算方法还是可以调整的，公允价值是用今年的市场价值呢，还是用过去三年的平均实算价值，这个完全可以改善。现在是按当时的，比如说，新的国际会计准则里面，关于公允价值的几点就是，上半年的6月30号的市场值就是产品价值，如果赶上了的就是最高值。
《21世纪》：你刚才着重提到金融创新过程的监管，对创新的每个阶段监管得更加严格，还是说各个阶段的衔接更加紧密？
李伏安：都有，首先是解决各个阶段的衔接，空白的问题。每个环节都以严格的监管。
《21世纪》：如果是要对整个创新过程进行监管的话，这是普遍监管的问题。因为它这个创新过程，可能涉及到不同的东西。
李伏安：是。要做企业监管的体制变革，又是大的事情，在没有体制变革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主要是行业监管之间的协调。这与国际上的做法是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