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退民进的时代

　　——《激荡•1978-2008》编导丁玎

　　在1998年1月19日的记者招待会现场，新任总理朱镕基承诺在任期四年内，完成三件事情，一是力保人民币不贬值；二是激活经济，启动内需；三是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其中最后一项：“三年内国有企业摆脱困境”是最让人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到了1998年，包袱沉重、步履蹒跚的国企业形象依旧没有改变。事实上，在过去的一年中，全国破产国企的数量超过了600家，还有近千家被兼并。进入1998年后，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更是在公开场合公布了一个让人有些绝望的现实：国有企业不得不通过财务报表作假的方式，来掩盖现实的窘境。100家重点国有企业中81%的企业，存在资产不实和虚列利润的情况。国企改革因此被称作“最难啃的骨头”。那么，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朱容基又会怎样啃这块骨头呢？他的战略就是 “国退民进”和“抓大放小”。

　　就在发表了“地雷阵”演讲的5天后，朱镕基签署了一个看上去很疯狂的计划，中国政府同意全球胶卷业的老大——美国柯达公司，对中国胶卷工业实施全行业收购。根据协议，中国胶卷业的7家企业将全部与柯达建立合资公司，柯达承诺投入10亿美元资金，同时把世界一流的感光技术带到中国。这个轰动了国际商业界的协议被称为“98协议”。

　　98协议的启动可以追溯到1994年。当时，柯达正陷入空前的灾难中，这家因发明了感光乳剂而百年不衰的老牌公司受到了日本富士的强力冲击。在欧美市场，柯达节节败退，背负了超过10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在中国市场上，柯达同样是一个落后者，富士占据着70%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当新任总裁裴学德上任的时候，柯达正如一艘撞上了冰山的泰坦尼克，开始缓缓沉没。

　　在这种处境之下的柯达只能依靠庞大的市场增量来解决自身问题。于是，裴学德把目光投向了巨大的中国市场，他提出的“全面收购中国胶卷企业”这个让很多人都觉得荒诞不经的计划，与朱容基的想法不谋而合。

　　如果说柯达的现状是焦头烂额的话，那么，中国胶卷业则算得上是走投无路了。80年代，各地政府相继从美国柯达、日本富士和德国的爱克发三家企业处，引进了成套的彩色胶卷生产线，其中，厦门福达与柯达的引进项目投资15亿元，汕头公元与富士的项目费用更高达40亿元。在短短10年内，中国建成了7家胶卷工厂，分别是厦门福达、汕头公元、无锡阿尔梅、上海感光、天津感光、辽源胶片以及保定乐凯。中国成为世界上拥有胶卷企业最多的国家。

　　事实上，胶卷行业此时的状态正是国企的典型缩影。1996年一季度，国企首次出现净亏损，到了第二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额已经高达943亿元。尽快改善国企的经营状况，全面推进国企改革已经成为一个非闯不可的关口。

　　面对不绝于耳的“振兴民族工业”的呼声，柯达只能修改计划，最后拿出了“除乐凯以外，其他企业全部与柯达合资”的方案，同时还请出了一位谈判高手。生于北京，长在台湾的叶莺，既做过新闻记者，又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担任商务参赞，对中西方文化的熟悉使她成为柯达此项并购案中，进行谈判的不二人选。和当时所有的改革一样，观念冲突是柯达收购时遇到的首要问题。

　　除了依靠外资解决国企困境，国退民进的战略也在明显加快。在随后几年中，国企退出的速度和比例，一度成了改革政绩考核的一个指标，很多城市将上百家企业一起“打包出售”以求其快。最轰动的新闻事件发生在2003年2月，西安市政府宣布一揽子出让600亿元的国有资产；而在重庆，1000亿国资也在等待买主；深圳则推出了几十家国企进行国际招标。

　　2003年，中国政府与柯达的“98协议”终于完成了收官之笔。柯达以总值1亿美元的现金、设备和技术，换取了中国胶片行业最后一家企业乐凯20%的股份。尽管凭借“98协议”，柯达暂时缓解了危机，并在很长的时间里成功阻挡了富士在中国的发展，但身形庞大的柯达最终还是因为没有抓住数码时代的机遇而错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不过，这并不妨碍柯达的98协议成为经典案例。

　　当2003年柯达的全行业收购计划终于尘埃落定的时候，国企的脱困行动也已经经历了一场浴血奋战。不少知名企业在这一年完成了结构调整：中石油、中石化、上海宝钢集团等一批有着跨国经营潜力的特大型企业集团相继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