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债与红帽子

　　                            ——《激荡•1978-2008》编导朱琳

　　1988年的中国市场在高达26.7%的通胀率中乱象丛生。为了遏制恶性的膨胀，中国政府在无奈之下，开始了又一轮的宏观调控。

　　1989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

　　《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一向出言谨慎的《人民日报》在《元旦献词》里也非同寻常地写道：“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

　　强硬的宏观紧缩政策，使大多数企业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经历了“冰火两重天”，商品在一夜之间从抢购变成滞销，造成了企业大量的库存和资金紧绷、互相之间拖欠的恶性循环。央行的资料显示，1989年刚过了一个季度，3月底全国企业超过正常结算期的拖欠总额就高达1085亿元。 “三角债”就好比是走向经济低迷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都大告而不妙。

　　引进外资更是步履维艰。《财富》杂志观察到：“大多数在中国的西方公司已经停止运行，只是静观其变。”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货币流通了几千年之后，1989年的9月，在北京竟然召开了一个不需要货币的直接以货易货的贸易会。据著名财经记者吴晓波回忆：“短短三天，竟然还做成了8亿元的易货生意。《北京日报》强打起精神来评论说，“易货贸易虽然是比较原始的交换方式，但在当前资金普遍紧张的情况下，不失为一条灵活而有效的克服困难的途经。”“

　　三角债不但始终令企业和政府头疼，甚至还出现了前清后欠，越欠越多的不良循环。诸如东北是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很多，三角债现象也最严重。当时，新华社得到这样一个消息，鞍山钢铁厂的存煤顶多还能用一个礼拜。鞍钢1988年的钢产量是88万吨，相当于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时期，整个中国一年的钢产量。于是，他们派出记者进行采访。记者谢金虎这样形容当时的鞍钢：“鞍钢当时什么情况呢？鞍钢当时他生产出来的钢材，发出去的钢材钱回不来。然后他没有钱，他就不可能支付煤矿的钱，所以又欠了煤矿的钱。当年我们到鞍钢的时候发生什么情况？煤矿不给他发煤了。”

　　煤矿不给煤，鞍钢就面临高炉停火，面临炼钢炉冻结，面临全厂瘫痪。总经理李华忠得知沈阳电缆厂还欠鞍钢三千万元货款，就只好给沈阳电缆厂的许厂长打电话。但是三角债，三角债，就是那么一个人欠欠人，扯不断掰不开的死结。

　　为了解决“三角债”问题，1989年5月，国务院宣布，在央行的牵头下，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联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清理企业“三角债”。但这项工作推进得非常艰难。

　　最大的困难据谢金虎描述，主要有两个，一个当时可以说是信用危机， 80%以上的企业陷入债务链，大家都抱着法不责众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要清理起来非常困难，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地方格局，行政壁垒。

　　有了这样的想法，银行联合清欠也好，地方对等清欠也罢，都很快陷入了僵局。

　　但是，企业要生产，不生产也得开工资，却是万万等不得的。求人不如求己，干脆派人去上门讨债。一时间，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讨债大军”。据说有的国营中小企业，甚至有超过一半的人被派出去讨债。

　　就在中国改革开放最紧要的关头，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还是坚定地告诉世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实行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在6月24日结束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 62岁的江泽民从上海市委书记的岗位上被选拔出来，当选为新的总书记。用邓小平的话说，江是中共新一代领导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