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闯关的隐忧

　　                              ——《激荡•1978-2008》编导王玉

　　198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迎接改革的第十年》的社论指出：新的一年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改革将在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领域展开。此时，一个异常困难却又不得不过的关口已经摆在了整个中国改革的道路的面前。

　　三年多的高速成长让中国列车再次驶入经济周期的敏感地带,企业数目剧增，物资供应的紧张更趋激烈，而推行了4年的“价格双轨制”在此时终于释放出它所有的负面效应。于是，对现行的物价制度进行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20多年前，上海体育馆被称为“万体馆”，它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开大会，尤其是全市性的党政负责干部大会。到了1988年，每当附近居民看到这里的广场停满小车，便会纷纷议论：是不是明天又要涨价了。据上海电视台记者郑健回忆，“新的价格总是要第二天早上开始实行的。所以这样的会一般从头天下午的三点钟开起，等到会议结束，大部分商店都已经打烊了。那时候没有夜市这么一说。那时候也没有拷机手机，连家用电话都很少人家有。也就是说，在新的价格信息从会议传开以后，没有人可以赶在商店打烊之前买到原价的商品。”

　　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在贵州、云南等偏僻省份，人们甚至为了抢购毛线而在大街上大打出手。

　　老百姓的疯狂不是空穴来风，翻开1988年的报纸，看到最多的字眼就是价格改革、物价闯关。此前，中国的价格一直都是计划控制，连火柴上涨几分钱都是需要政治局开会讨论决定的。价格改革，就是把价格放开，而在老百姓看来，就是涨价。

　　其实价格改革不是到1988年才开始实施的，早在四年前，在莫干山召开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会议上，以华生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价格双轨制作为价格改革的方案被提交国务院。著名经济学家，价格双轨制的设计者之一华生说：“放调结合我们就说是个双轨，一个轨是调，一个轨是放，放调结合，双轨推进，两条腿走路，所以又叫放调结合的双轨制。这样一个建议在会上提出来了以后，应该说是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当时在《新民晚报》经济部的记者潘新华还清晰记得一个航天牌冰箱倒卖的报道。“出厂可以买1500块左右一台，很正规的。结果我们当时新民晚报有记者就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为什么一台冰箱经过三四道环节以后价格会不一样了，他就去顺藤摸瓜。就发现一个冰箱出厂以后到了一个销售点以后变成了1600，这个销售点的老板他认为不一定在市场卖掉合算，他就转手再卖给另外一个销售商1700、1800，最后这样经过这四道环节以后就变成了2000一台的电冰箱，双轨制的价格，他完全允许，每个环节都是合法，但是每个环节都在倒卖。”

　　是继续双轨转型还是一步放开？1988年5月19日，邓小平谈到价格改革，他指出：“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

　　1988年定义价格改革为“闯关”，自然是对这其中的难度有所估量。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

　　5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涨，其他小商品迅速跟进。出乎决策层预料的是，“物价闯关”很快就呈现全面失控的可怕趋势，各地物价如脱缰的野马，撒蹄乱窜。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北戴河会议讨论并通过的方案，宣布价格闯关的消息，抢购进入最高潮。在上海，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凭票供应一些生活物资。

　　1988年的这场“物价闯关”对于宏观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虽然是负面的，但并没有招致毁灭性的生产崩溃，然而它对全国民众的改革承受力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