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主”禹作敏

　　                              ——《激荡•1978-2008》编导丁玎

　　1986年3月26号，曾经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山西大寨人陈永贵，在酣睡中去世。30多年前，陈永贵带领一群农民披星戴月，将一条700米长的黄土山沟，凿成一片能长庄稼的梯田，毛泽东向全国号召“农业学大寨”，陈永贵由此成为中国农民的偶像。

　　不过30年后的1986年，陈永贵去世的消息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关注，因为所有人心目中的“农民英雄”已是另一种形象了：身披皮尔卡丹西装的禹作敏登上了舞台。

　　禹作敏与陈永贵一样，都生长在华北大地上，都有披着上衣见客的习惯，所不同的是，陈永贵经常披的是深蓝色布棉袄，而禹作敏则喜欢披着红色的名牌西装。在当时，他已经声名远播，如日中天，俨然新一代的“中国第一农民”。不过，从一开始，这位“中国第一农民”就被太多的争议所包围。最终以连书内参绊倒禹作敏的原《法制日报》天津站站长刘林山回忆这个中国第一农民时说：“管理是封建式的，用人是奴隶式的，它的文化是港台式，而家庭生活是帝王式的，生活是帝王式的，不是家庭。”

　　1986年，全国乡镇企业的总数已经超过了1千万家，总产值占全国总值的20%，“五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赫然出现。这支生机勃勃的草根力量，呼唤它的英雄和偶像。于是，禹作敏登上了时代给他搭就的舞台。

　　正是这个满脸沟壑的华北农民，在过去的10年里，让一座远近闻名的赤贫村，成为了全中国的“首富村”。

　　禹作敏是办厂起家的。早在1977年，他就拿着东拼西凑来的15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办起了冷轧带钢厂，当年就赚回了17万元，这家厂也成为了大邱庄的发家工厂。此后，“母鸡下蛋”，一家厂变成4家，甚至几十家。在回忆自己的发家史时，禹作敏这个功劳归结为于国家政策，据王志纲说，禹作敏有几句口头禅“人家两句话就说清楚了。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前看，才能向钱看。这就是他的辩证法。”

　　大邱庄是依靠倒卖和加工钢材起家的，但人们更愿意相信，大邱庄能够超常规地发展，一定有超常规的做法。事实上，去过大邱庄的人们也确实看到了不少匪夷所思的超常规的情形。冯治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景象。“我走到大街上，因为他一看我是个外来人，就拍拍我的肩膀，你手里有钢材吗？有货吗？还有的人就打了手码，多少钱一吨。”

　　放眼1986年的中国，禹作敏的崛起是一个重要的改革现象。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曾经做过这样的表述，“近年来，中央最大的意外，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带领大邱庄富裕起来的禹作敏曾连续多年，作为代表亿万农民的特殊嘉宾，坐在央视的春节晚会直播现场。不过，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到处显露自己的政治智慧，做一位农民语言大师。每次与官员或记者对话，他的开场白都是：“我就是一个农民”，但据说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被他的如珠妙语所倾倒。作为“庄主”的禹作敏当然会对大邱庄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维持着绝对的秩序。大邱庄在富足的同时，也渐渐蜕变成为了一个专制而独立的“王国”。在这个由禹作敏控制的“王国”里，没有人可以唱反调。

　　牛气冲天的禹作敏开始做起了某种准备。他认为，“天下第一村”自然会得到中央的关注，他甚至预测，邓小平一定会到大邱庄来视察。然而，他没有等来邓小平，只能来了一个悲剧。1992年12月，大邱庄一家公司的经理病故，查账时发现可能有贪污行为。为了所谓的绝对控制，大邱庄派了4个人非法拘禁审查知情者，并将他暴力殴打致死。之后，禹作敏又包庇肇事者，甚至非法拘留检察人员，将公安干警拒之于门外。很快，记者刘林山采写的关于这一事件的多篇内参，被送到了高层领导手中。

　　于是，情势急转直下。1993年4月，禹作敏被捕；同年8月27号下午，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等5项罪名，判处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6年后，也就是1999年的10月3日，70岁的禹作敏病逝于天津。

　　十几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摄制组在大邱庄只找到了两处能看见禹作敏名字的地方。一处是禹作敏的墓碑，死后他就埋在大邱庄的西边；另一处是大名鼎鼎的九龙壁，背后“大邱庄变迁记”的铭文末尾署名为“禹作敏一九九零仲夏”。

　　而如今的大邱庄也早已扔掉了“天下第一村”的名头，变成了“中国焊管第一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