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达：新华社记者

　　周荣新：原《浙江日报》记者，采访鲁冠球多年

　　胡宏伟：《东方早报》副社长，高级记者，《温州炒房团》作者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

　　                             ——《激荡•1978-2008》导演仇耀耀

　　1981年，一股日后将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潜流也开始在各地的田间地头涌动起来。这一年11月底，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正式全面推开，这给了当时广大农民打开了一道走出土地的大门。

　　包括像邱继宝、南存辉、胡成中等很多人都是这样摆摊起家，他们认为摆摊就是当工人了。因为大家要当工人，所以农村的小工厂也就起来了。

　　这些当年的农村小厂之中，有一家厂一直活到现在，而且越活越好，这家厂的创始人就是鲁冠球。他也许是长三角一带最早办工厂的农民。从1969年的打铁铺起家，到了1981年，他的工厂竟然已经有了400多号人，年产值300余万元。

　　《东方早报》副社长胡宏伟这样形容当年的鲁冠球“在81年的时候他这个企业同时有四个厂牌，也就是说他是一家工厂，同时厂门口挂了四个牌子的。一个叫农机厂，一家叫宁围万向节厂，一家叫宁围铸钢厂，一家叫宁围轴承厂。当时老鲁说，我要把五个手指头捏紧做一个产品。”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带来的是农村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许多农民在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鲁冠球们开始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踏上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乡村创业之路。

　　1981年的鲁冠球们在全国闯荡，却经常因为自己的身份收到种种限制。多年以后，鲁冠球在和来企业视察的钱伟长交流时，提起当年被当作“二等公民”的日子。“我们这种乡镇企业，过去最大的问题，就是低人一等，我到一汽、二汽去，就是不给你进去，我们要乘飞机去北京办事，飞机票不能买，要有省级的证明，要有省级的介绍信，才能买飞机票。”

　　乡镇企业象一方面搅活了沉睡的市场，另一方面却也让体制僵硬的国营企业大呼受不了，原材料被抢走，市场被抢走了，好日子过不下去了。到1981年，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争夺市场的矛盾已经变得非常的突出，于是，治理整顿也就开始了。这一年，是三十年改革史上的第一个整顿年。

　　1981年1月，国务院接连发出八份文件，其中有七份涉及到对企业的整顿，而且主要是对体制外的农村乡镇企业的整顿。到夏天，国家又发出两份文件，一份是《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另一份是《关于调整农村社、队企业工商税收负担的若干规定》。文件规定，如果乡镇企业脱离了为农服务的方针，国家就要收回对企业的减免税的优惠政策。

　　鲁冠球四面出击。有一次，他带了几个人到一家钢材厂去，等人的时候，他们就围坐着抽烟。后来，那家厂的厂长走了进来。虞云达说，那个钢材厂的厂长也很讲信用，后来给了鲁冠球很多外面买不到的特殊的合金钢。暂时解决了原料问题，市场的困境又凸现了出来。原先签订的一些订货合同都被中止了，理由只有一个，“根据上级的规定，我们不能再进乡镇企业的产品。”鲁冠球只有只有继续突围。国内的万向节销售市场受到了遏制，他把目光放到了国外。

　　在1981年，鲁冠球所遭遇的困难是空前和全方位的。除了争原料、抢市场，他还要解决内部的问题。人才还是远远不够用，国有企业的人才需求尚且不能够得到充分满足，对于乡镇企业来说，想要招几个大学生就更是难上加难了。鲁冠球并不气馁，他抓住一切机会引进人才。有一次，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张劲夫到万向节厂来视察，老鲁就向他求援。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回忆说：“到礼拜天的时候，他们开了一个车到厂里，把国营企业里面的工程师，用车子接到自己的乡下，然后把图纸，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是偷出来，来建设自己的工厂。”

　　这都是一些充满了创世纪色彩的传奇故事。中国的乡镇企业，就是这样在重重限制中寻找缝隙，野蛮生长着。

　　2008年的今天，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