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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俏——《袁庚传•改革现场》作者

　　韩耀根——《蛇口通讯》报首任总编辑

　　                            ——《激荡•1978-2008》导演吴飞跃

　　一本名为《袁庚传•改革现场》的书，在第45页，记载着这样一张1979年的日程表。从大年初四开始，香港招商局的人马就在北京和广东两级政府间不停穿梭，八天过后，一位叫袁庚的干部迫不及待地宣布，即将成立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负责蛇口工业区筹建工作。

　　这个袁庚，当年只是交通部下属企业香港招商局的副董事长，算是个副局级干部。他参与并直接推动了中国第一个开发区的建立，后来成为了蛇口的最高行政长官。

　　那一年，袁庚已经是年过花甲。因此，事后有很多人好奇，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老人占得了风气之先呢？

　　《袁庚传•改革现场》这本书的作者涂俏说出了她的分析：其实袁庚的消息很灵通，他的嗅觉很灵敏，因为他是搞情报出身，他以前是东江纵队的负责人。

　　1979年，农历羊年，袁庚是在北京过的春节。期间他接到了6个老同事老上级的电话，有问候的，有告诉他某个方面可能要放开的，也有预祝他在羊年当上“领头羊”的。袁庚这次来到北京，并非为了度假，而是在等待中央主要领导的接见和对筹建蛇口工业区报告的批复。

　　袁庚生于1917年，他早年从军，当过炮兵团长，解放后出任过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国际间谍罪”被关入北京秦城监狱达5年半之久。“四人帮”被打倒后，袁庚重回人间，担任招商局副董事长。

　　在这个羊年，铁了心要在南方打开一扇门窗的袁庚，终于在大年初四接到通知，让他到中南海去汇报，接见他的是当年从军时的老上级、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袁庚的包里带着这张香港出版的地图，他希望招商局能在广东沿海靠近香港的地方争取到一块工业用地，以期利用对岸香港的资金和技术。

　　韩耀根回忆说，当时他跟李先念汇报的时候，先念同志说，给你们一个半岛吧，这个半岛36平方公里土地，让你们杀出一条血路来。袁董当时认为给我们2.14平方公里土地，给我们一千亩土地够了，就要了很小一块土地。他当时认为，地方小，实验起来相对来说万一失败的话，对国家冲击不大。

　　从这张地图上看，李先念一开始圈定的这个圈，正是袁庚的家乡宝安县，隶属于现在的深圳市。而当时袁庚要的这个点，成了后来的蛇口工业区。办工业区之前，那里还只是一个海上偷渡香港的口子，经常有外逃人员被淹死后的浮尸漂上沙滩，这些荒野陈尸，大多数是农村的年轻劳动力。

　　1979年，就在蛇口开发区筹建半年后，深圳特区也开始建立。这些变化，吸引了一名叫傅高义的美国教授来到这里。1977年，他因为写出了《日本，世界第一》而成为全球闻名的亚洲问题专家。这次，他记录下的文字是：“深圳成了一个考察什么样的西方实践最适合中国的巨型实验室。没有一个地方这么频繁地被最高领导视察。”

　　袁庚当然没有回到秦城监狱，相反，他在蛇口这个螺丝壳里做出了一个大道场。蛇口工业区，一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二没有财政拨款，但袁庚却争得两个权力，一是可以自主审批5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二是被允许向外资银行举债。前后两年，招商局借进15亿元，用来平整土地、建设工业基础和生活设施，蛇口很快成为中国最开放的“工业区”，企业和人才纷涌而入，两年多时间，蛇口的企业已超过百家，一片海涂沙滩顿时热闹非常。

　　但几乎是同时，各种争议也凶猛地扑面而来。包括蛇口在内，整个广东被笼罩在“四个能不能”的阴影之下。对于这样的争论，袁庚并不害怕。自从接手香港招商局以来，他给人的印象，一直就是做事大胆果敢、性格开放豁达。

　　退休后的袁庚，闭口不谈自己的所谓功绩，却常给来访者讲起他的三个遗憾。

　　第一个遗憾是当年的圈画小了，没有拿下整个宝安县；

　　第二个遗憾是，当年李嘉诚、霍英东等13位香港大老板曾经提出要入股蛇口，他没敢同意；

　　最后一个遗憾，则是关于他提出的那两句风靡一时的口号。